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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据安全和数据共享是数据治理的基本目标。当前，随着数据赋权观念的兴起，现行刑法采用了控制模式，主要注重禁止“获取”、“泄漏”、“窃取”数据的行为，并以此为基础对滥用行为进行事前预防。然而，控制模式忽视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无法全面、有效地保护数据法益，导致既无法有效维护数据安全，也难以实现数据共享。因此，刑法数据治理模式需要转换，以更好地适应数据赋权时代的需求。

数据赋权观念对刑法数据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数据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和利益。然而，现行的控制模式未能充分认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仅重视对数据的控制和限制，而忽视了数据的共享和利用。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全面、有效地保护数据法益，同时也制约了数据的发展和创新。

为了实现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转换，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首先，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以引导分则对数据法益进行解释。这样可以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数据的重要性和价值，为数据共享提供合理的法律依据。其次，应适当限制控制模式立法，发挥数据的独立价值。这意味着需要调整刑法对数据的控制力度，更加注重数据的合理利用和共享，以促进数据的创新和发展。此外，为了弥补现行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缺陷，可以考虑增加滥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等相关罪名，以更好地规范和惩治滥用数据的行为。最后，应积极探索涉数据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避免因刑法介入过度而抑制数据共享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在刑法适用过程中，需要权衡数据安全和数据共享之间的关系，确保刑法介入不会过度限制数据的合理利用和共享。

综上所述，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转换是必要且可行的。通过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适当限制控制模式立法、增加相应罪名以及积极探索合理的违法阻却事由，可以实现更全面、有效的数据治理。未来，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应更加注重数据的合理利用和共享，以促进数据的创新和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二、数据赋权观念对刑法数据治理的影响

A. 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资产。数据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公共产品属性，即数据可以被多个个体共同使用和受益。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数据的使用和共享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行为，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和公共利益的问题。

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首先体现在数据的产生和获取过程中。在当今社会，数据的产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个人产生的数据，还是企业、政府等机构产生的数据，都具有公共性。例如，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产生的数据，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这些数据对于社会研究、市场分析等具有重要价值，能够为整个社会带来益处。

其次，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还体现在数据的利用和共享过程中。数据的利用和共享是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途径。数据的利用可以带来创新、提高效率和推动社会进步。而数据的共享则可以促进不同个体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数据的共享不仅可以促进个体之间的互利共赢，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B. 控制模式的忽视数据公共产品属性的问题

然而，现行刑法对数据治理采用的控制模式忽视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这导致了数据治理的局限性。控制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禁止“获取”“泄漏”“窃取”数据的行为，并通过对滥用行为的事前防范来保护数据的安全。

控制模式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对数据的控制和限制，忽视了数据的公共价值和利益。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数据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财产，而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因此，仅仅通过对滥用行为进行事前防范，无法全面、有效保护数据的法益。控制模式无法解决数据的共享和利用问题，也无法实现数据的公共价值最大化。

另外，控制模式还存在着对数据利用的过度限制的问题。由于控制模式过于强调对数据的控制和限制，可能会抑制数据的合理利用和共享。在现实生活中，数据的利用和共享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促进科学研究、推动经济发展等。然而，由于控制模式的局限性，很多数据的利用和共享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数据的合理利用和共享。

综上所述，现行刑法采用的控制模式忽视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无法全面、有效保护数据的法益，也无法实现数据的公共价值最大化。因此，需要转变刑法数据治理的模式，从控制模式转向利用模式，以实现更全面、有效的数据治理。三、从控制模式到利用模式的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

A. 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指导分则数据法益的解释

为了实现从控制模式到利用模式的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可以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以指导分则数据法益的解释。这样做可以明确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强调数据的价值和重要性。通过设立专门条款，可以为数据的安全和共享提供更具体的法律依据和规范。

首先，刑法总则可以明确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强调数据的公益性和社会价值。目前，现行刑法对数据的控制主要集中在禁止获取、泄漏和窃取数据的行为，忽视了数据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在刑法总则中设立专门条款，明确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将数据的公益属性纳入刑法的范畴，从而引起人们对数据治理的重视和关注。

其次，刑法总则可以规定数据的法益保护原则和标准，为数据的安全和共享提供指导。在制定刑法总则时，可以明确数据的法益保护原则，如数据的隐私保护、数据的完整性保护等。同时，可以制定数据的法益保护标准，如数据的合法获取、数据的合理使用等。通过明确数据的法益保护原则和标准，可以为数据的安全和共享提供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引导人们在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共享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B. 适当限制控制模式立法，发挥数据的独立价值

为了实现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转换，还需要适当限制控制模式立法，发挥数据的独立价值。目前，现行刑法主要通过禁止获取、泄漏和窃取数据的行为来保护数据的安全，但忽视了数据的独立价值。因此，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应适当限制控制模式，为数据的独立价值创造条件。

首先，刑法立法中应适当限制对数据获取行为的禁止。当前，刑法对数据获取行为过于严格，对于合法的数据获取行为也进行了限制。因此，在刑法立法中应适当限制对数据获取行为的禁止，鼓励合理、合法的数据获取行为，为数据的独立价值发挥创造条件。

其次，刑法立法中应允许数据的合理使用和共享。目前，现行刑法对数据的使用和共享并未给予充分的考虑，导致数据的独立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刑法立法中应允许数据的合理使用和共享，鼓励数据的开放共享，为数据的独立价值发挥创造条件。

C. 增加滥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弥补现行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缺憾

为了弥补现行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缺憾，可以增加滥用算法罪和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滥用算法和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的行为对数据安全和共享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刑法应及时跟进，增加相应罪名，加强对滥用算法和非法提供算法服务行为的打击。

首先，滥用算法罪可以针对滥用算法技术进行规范。滥用算法指的是利用算法技术进行非法、不当的行为，对数据的安全和共享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刑法可以增加滥用算法罪，明确滥用算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标准，以保护数据的安全和共享。

其次，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可以针对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的行为进行规范。非法提供算法服务指的是未经授权或违反法律规定，提供算法服务的行为，对数据的安全和共享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刑法可以增加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明确非法提供算法服务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标准，以维护数据的安全和共享。

D. 积极探索涉数据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避免过度干预数据共享目标

为了避免因刑法介入过度而抑制数据共享目标的实现，需要积极探索涉数据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适用过程中，需要根据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数据共享的重要性，在一定条件下对涉数据犯罪行为进行阻却。

首先，可以设立特殊阻却事由，明确在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合理行为不构成犯罪。特殊阻却事由可以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允许在合理条件下进行数据共享活动，避免因刑法介入过度而抑制数据共享目标的实现。

其次，可以通过加强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明确在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合理行为的刑事责任。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是刑法适用的重要依据，可以通过明确合理行为的刑事责任，为数据共享提供更具体的法律依据和指引。

在实现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政府、企业、学术界等相关各方应加强协作，共同推动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转换和完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数据安全和共享的意识和认知。通过共同努力，可以实现更全面、有效的刑法数据治理，保护数据的安全和共享。四、结论

本文旨在探讨从控制模式到利用模式的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以实现更全面、有效的数据治理。通过对现行刑法采用的控制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数据赋权观念对刑法数据治理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控制模式忽视了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无法全面、有效保护数据法益，导致无法维护数据安全，也难以实现数据共享。

为了实现刑法数据治理模式转换，本文提出了几个具体的转换路径。首先，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专门条款，指导分则数据法益的解释。这样可以明确数据的法益地位，为数据治理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适当限制控制模式立法，发挥数据的独立价值。这意味着需要对现行的控制模式进行调整，让数据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其独立的价值。再次，增加滥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罪，弥补现行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缺憾。随着算法的广泛应用，需要通过刑法来规范滥用算法和非法提供算法服务的行为，以保护数据安全和数据共享。最后，积极探索涉数据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避免因刑法介入过度而抑制数据共享目标的实现。在涉及数据犯罪的案件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违法阻却事由，以避免刑法的过度干预对数据共享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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