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八次危机读书笔记》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

《八次危机》读书笔记——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前言

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比较

1.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大多数二战后形成的主体民族为主的独立国家，其实都是通过民族主义革命形成的。无论认同何种从宗主国舶来的“主义”，这些国家在殖民解放、获得独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求工业化。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

2.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七十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工业化的独特性在于：当20世纪五十年代末第一次外国投资中断，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完全中断；虽然诱发人道主义灾难，但也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

尽管，在世界“大势”上西方与东方的判断异曲同工——像沃勒斯坦这样的西方学者关于“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之间成本—收益分配的理论解释，和东方世界的毛泽东六、七十年代所作的“三个世界”的判断，在本质上基本相同，都是对发达国家可以借由主导制度建构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这个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概括。不过，在一任又一任的*_**，有一个要点很少被西方主流学者纳入研究视野，那就是中国如何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

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各有自己“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即使个别时候中央政府的乡村政策取向是积极的，也会在各种部门利用改革机遇已经公开、半公开地代表产业资本集团利益的制度变迁的客观约束下，很难落实。

如果人们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为中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那么，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地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诚然，人们——无论多么伟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是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下随着经验教训的不断增加而逐步深入。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那几十年里，人们对于危机的发生规律及化解还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第二，在国家投资方向从“排斥性”向“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最关键的步骤是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在构建国家新农村和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机构的同时，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主要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这既能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又能通过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惠及大多数的农村民众。

[文章尾部最后300字内容到此结束,中间部分内容请查看底下的图片预览]

以上为《八次危机读书笔记》的无排版文字预览，完整格式请下载

下载前请仔细阅读上面文字预览以及下方图片预览。图片预览是什么样的，下载的文档就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