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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称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现实的批判上。《复活》投射着作者的生活、思想，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突出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宗教救赎”等观点。聂赫留朵夫与托尔斯泰的经历十分相似，同是上流贵族地主阶级，同样在大学经历接受思想，经历过十年堕落、放荡的生活，经历过在部队当兵的生活，在自己的庄园进行改革，逐渐接近人民，帮助改善农民的生活，同自己所处的阶级决裂。而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的亲身经历，来传达作者自身的思想。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过程充满曲折，他的复活之路是他从意识到自身罪恶并赎罪，到对社会现实的重新认识，对统治阶级的批判的过程，复活的首要条件就是他对自身罪行的认识，而他自身阶级的限制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使他的复活之路充满艰辛。聂赫留朵夫的思考从自身的罪责开始，到对政府机构的思考，再到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他的脚步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到西伯利亚，他从自身奢侈的生活中抽身出来，走到监狱，走到乡村。

聂赫留朵夫并不是铁石心肠之人，年轻时候的聂赫留朵夫也会玛丝洛娃的冤案使他惊醒，开始认罪忏悔，在此之前聂赫留朵夫内心也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对玛丝洛娃做了坏事，为了能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聂赫留朵夫用他人也有共同的经历安慰、麻痹自己，但与玛丝洛娃的相遇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罪行，玛丝洛娃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他的同情，他还会因为玛丝洛娃的悲怆而失态，这就是他得以复活的因素。

他看到荒谬的法庭审判，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三个法官中，庭长神游天外，一心只想着赶紧结束审判与情妇会面，在知道陪审员的结论有纰漏后也没有提醒，而是放任参考这样的结论寻找法律条款，而另外两个法官，一个一心只想着与妻子吵架后回家没有饭吃，一个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胃炎；副检察官前一晚还在放肆的喝酒打牌玩女人，根本没有查看案件的卷宗，只是当天来草草的浏览一遍，一心往高处爬的他，只要是他提起公诉的案子，一定都得判罪，对于这个案件他只知道个大概，却拟好了发言纲要。本来清白无辜的玛丝洛娃，在这些不恪尽职守的司法官员的审判下，依据法律条款判处杀人罪，即使到了枢密院也是如此，枢密官们不审查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只审查法官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上是否得当，罔顾事实，自然也无法发现判决的问题。哪怕将案件提至皇帝处，也仅仅是将苦役改为流放，如此简单的一个案件，司法机构从上到下都放任这种失误，可以见得国家内部机构的腐朽。监狱中，一百三十位只因身份证过期而被关起来的农民，哪怕国家明令禁止体罚犯人，却依旧私自偷偷用树条抽打赤身的犯人。偷了一条旧地毯的小学徒，尽管犯了罪，却不至于像副检察官所言对社会有极大危害，但是副检察官却执意要给小学徒判刑，这件事引起了聂赫留朵夫的思考，小学徒这样的人是危险人物，像自己这样的人却被人尊敬，聂赫留朵夫认为小学徒的本质并不坏，使他变成这样的是环境，要使小学徒这样的人减少应该消除造成这种人的环境，而社会没有这样做，只是把他们抓进监狱，使他无所事事，或是做些无意义的劳动，再讲他们和一些最堕落的人放在一起流放到外省去。在押解途中，押解官大吹自己工作的辛苦，却不愿意在他的职位里能做些减轻犯人痛苦的工作。教派分子不过是阅读讲解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律师向他解释“只要能证明这些人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规定解释，而违背了教会的解释，那就不仅可以把他们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还可以送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的信仰，按刑法第一九六条，就要判终身流放。”（托尔斯泰,李辉凡译.《复活》.第一版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年9月 第281页）看到自诩正派的枢密官沃尔夫，沃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能可贵，能挣脱以往观念的束缚，看到社会、政府机构的黑暗、腐朽，看到官僚们的丑恶嘴脸，农民等下层劳苦百姓的悲惨遭遇后，清醒地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对现有的社会制度提出改革，他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认识社会与贵族阶级决裂的过程，他与贵族阶级决裂的过程，也是他与人民接近的过程，他为无辜者四处奔走，体会人民的苦难，都证明他与人民的接近。聂赫留朵夫这一人物形象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象征着人们开始思考人们的苦难、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虽然聂赫留朵夫的宗教救赎思想带有局限性，但他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是进步的，代表着人民开始寻求摆脱困苦黑暗现实的道路，就其出发点而言，他的思考和做法是进步的、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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