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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某

朱某某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毛泽东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毛泽东曾指出，“朱某某是国民 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主义倒还是国民党 在先。”可见其对朱某某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地 位的肯定。

一、朱某某的生平

朱某某（1885年10月12日—1920年9月21日），原名大符，字执信，汉族，原籍浙江XX府萧某某（今*_**），1885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XX（今*_**）。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家、思想。

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乙酉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朱某某出生于XXXX城内豪贤街（今*_**豪贤路）“汪氏随山馆”内。幼承家学熏陶，博学强记。父亲朱某某是当地有名学者，精通诗词和古琴，人称“琴王”，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母亲汪若昭出身书香门第。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后，3年内父母因病相继去世，他和弟妹便由住在XX的舅父抚养。

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结识孙山.中、廖某某等革命党人。1905年8 月，他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先后担任过《民报》、《建设》等刊物的编辑，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工作。1920年9月21日，他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孙山.中为了纪念他，成立了执信中学。

朱某某童年进私塾念书，酷爱文艺著作，又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辛丑合约》刺激朱某某关心国事。

1901年12月，他作《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一文，阐发自己反抗清政府镇压人民的思想，被*_**院拟取为文学第一名。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考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XX的新型学校——教忠学堂，后又同胡某某、古某某等人组织“群智社”。在教忠学堂和群智社的两年中，朱某某除了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外，还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某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这些书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朱某某影响很大。

1904年，朱某某应XX省留日考试，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他主修法政经济，并攻数学、医学，通英、日两种外语，这时期的勤奋学习，为后来所从事的理论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他在东京结识孙山.中及许多留学革命青年，接受了反清的革命思想。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重要骨干，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要撰稿人，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山.中的三民主义，驳斥保皇党的改良理论，并鼓吹民生主义，肯定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创建独立的“中华共和国”。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两广方言学堂等校任教。积极从事联络，与新军中的赵某某、倪某某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是年与杨某某女士结婚。

1906年1月，朱某某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他评价《共产党宣言》，说“马某某（马克思）之事功，此役为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二月参加策动XX新军起义。翌年四月参加辛亥“三·二九”XX起义，发动XX一带民军响应，并参加“选锋”（突击队），与黄兴等进攻督署，激战中负伤，流亡香港。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人心浮动，朱某某决心发动XX起义。他与赵某某、邹某某等计议：由邹策动防营首先发动，朱即集合民军，赵策动新军响应。预定12月13日前正式发动，不料期前8日邹分发会票给防营同志时消息泄漏，致被迫完全放弃原来计划，同志中有被捕者，幸均未供出朱、邹某某，故朱等仍安然无事。

1910年2月的XX新军之役，朱某某负责发动XX一带民军支援。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举世闻名的黄花岗起义中，他既是黄兴在统帅部的得力助手，又是负责围攻两广总督衙门的“先锋”队（敢死队）的领导成员。此后，又多次参加革命武装行动，每次临行之前都给家人留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

1911年10月XX起义爆发后，朱某某在**_*攻省城，迫使清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血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裁撤民军，编练军队，整顿军纪，准备北伐。并帮助姚雨平从民军团体挑选精英，迅速组成一支万余人的精干的“北伐军”开赴前线。南北和议达成后，任广东都督胡某某的审计院院长兼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在广东审计院长任内，清贫廉洁，一丝不苟，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1913年（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某某与廖某某前往日本，参与孙山.中领导的反袁斗争。翌年10月返粤后，与邓某某策划广东反袁斗争和驱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其间，又奔走南洋各地为革命筹款。1914年9月奉命返粤，在XX及XX、XX、XX等处，参与策划一系列武装斗争，协助邓某某主持广东的讨袁某某，并受邓委派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筹款，继又主持驱逐袁世凯心腹、粤督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不一致而失败。他还为《民国》杂志撰写了《暴民政治者何?》、《开明专制》、《革命与心理》等政论，揭露袁世凯卖国独裁的真面目。

1915年11月，奉孙山.中召请赴日本筹商讨袁某某，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得到孙山.中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张某某、薛某某、李某某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龙军事指挥机构，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 次年1月，在XX等地举兵讨伐袁世凯。

与此同时，朱某某仍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揭露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反复指出“民心恶袁”，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1917年（民国6年）夏，按孙旨意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反对参战。1917年7月，朱某某担任孙山.中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随孙山.中率XX政府起义海军南下护法，从事党务、政治、军事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协助孙山.中以陈炯明统率的XX省长亲军为基础，编练成援闽粤军，占据汀州、XX地区，发展革命武装。

1918年5月，由于滇、桂军阀破坏，孙山.中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辞去大元帅职。朱某某随其离开XX到XX，协助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据XX的桂系军阀。朱某某并多次往返广东、福建和XX之间，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为唤起民众，他还在XX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五·四”运动期间，协助孙山.中撰写《建国方略》，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时，奉命在XX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1920年夏，孙山.中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某某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洲，敦促驻扎该地的粤军西进讨桂。旋又不避艰险前往XX，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阀的行动。1920年8月间，朱某某受孙山.中派遣，参与“粤军回粤”之役，对付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8月下旬，粤军攻抵东江一带，桂系军阀莫荣新将其主力全部调至前线增援。粤军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加上兵力还不及桂军，“忽遇强敌，全线为之一阻”。于是双方在东江流域的XX、XX、XX一线呈胶着状态，谁胜谁负，难见分晓。这时，朱某某旧部、虎门要塞的肇军表示愿意脱离桂军，要求他到虎门主持一切。为使粤军摆脱困境，朱某某冒险进入虎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虎门要塞司令丘XX宣布独立。

1920年9月21日，朱某某到虎门调停驻军与XX民军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朱某某牺牲的消息传来，孙山.中悲痛地说：“执信是革命的圣人”。“执信忽然殉折，使我如失左右手”。1920年12月15日，朱某某烈士灵柩由宝璧兵舰运回XX。1921年1月16日葬于XX东郊东沙马路驷马岗（即今先烈路），孙山.中亲自步行执绋，他的墓建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六年，因墓地有白蚁，将遗骸迁到墓南的执信中学，原墓则为衣冠冢。军政府公祭大会，孙山.中与唐某某、伍某某、唐继尧联名致祭文，并亲自出席追悼大会。大会决定建立执信学校以为纪念，孙出席执信学校（今*_**学）成立会，亲临致词。

二、朱某某的思想

朱某某在政治思想上积极宣传孙山.中的三民主义。理论上系统地阐发了“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土地国有”等思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民族自决”，并且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之一部”。此外，在辛亥革命前，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曾作过若干介绍。他同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

朱某某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他相信科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承认人类“是从猴属发达来的”。他反对所谓“精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论调，认为人的精神“依托物质”。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客观世界可知。他说，人的认识“有学而知，有习而得，前者所谓教育，后者所谓经验也”。而“经验”，则是“由事物而生，未有事实，何由有经验”。朱某某的社会历史观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思想成分。他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封建制度必然进化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长久，人类社会必将进到没有国家、阶级的平等、互助的“共产社会”。他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说“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且指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使阶级和阶级斗争“绝灭”。此外，朱某某还注意从经济上探讨一些社会现象的根源，认为社会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产生，均有经济上的理由。同时他也相信抽象的“互助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组成社会在于“互助”和“相爱”，说人类“贵互助不贵争斗”。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三、朱某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1899 年《万国公报》提“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 思”36 始，中国人开始在报刊上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始发于满清封建统治末期

从1905年11月开始，朱某某在《民报》上先后刊登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及其思想，并翻译了《共产主义十大宣言》。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背景：

背景：从求学经历来看，朱某某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来源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主要对象，追求救国救民道 路的学生是留日学界的主流。朱某某于 1904—1906 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和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日本以及留日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决定了朱某某选择马克思作为论述社会革命运动的借鉴对象。日本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阶级斗争以及经济决定论，同朱某某译介的内容相符合。

目的：为捍卫与阐发孙山.中的三民主义学说，他积极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探寻三民主义的理论依据，由此发掘出当时夹杂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他在接触《宣言》初始就对其评价颇高，认识到其不同于以往“空言无所裨”的社会主义。

朱某某通过译介《宣言》部分内容来阐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及阶级斗争学说，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认同推动他运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现实，他吸收转化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观，由此提出自己对消灭阶级斗争的实现措施及社会革命的认识。

2.朱某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把朱某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在 1919 年以 前，朱某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属于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在 1919 年之后，朱某某 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观点，他的思想认识发生飞 跃，具有共产主义因素。

文章：朱某某从 1905 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到 1920年在虎门牺牲，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 1905 年至 1907 年期间，他用蛰伸和悬解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多篇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如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存亡问题》、《民意战胜金钱武力》等文章，介绍俄国的十月 革命。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他发表了《野心家与劳动阶级》、《新文化的危机》等文章，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1919 年之后， 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朱某某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发展 到了高峰，他的思想具有共产主义因素。他在这一时期写了 《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侵害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意战胜金钱无力》等文章，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研究中国革命。

朱某某对 《宣言》 的最早认识与传播出自其1906 年 1 月发表于《民报》第 2 号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以下简称《小传》），文中记载了马 克思的生平及创作活动，其内容可以说是在 20 世纪初关于马克思著述中最为详细的，文中也率先 提及《宣言》的创作背景与影响。《小传》重点评介了《宣言》《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论述中多次援引马克思原文来辅佐其观点，并首次译介《宣言》第二章末尾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十条措施，朱某某对《宣言》的理解与阐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水平。《宣言》中阶级斗争学说对朱某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篇最初的译介文中，在其后的著述中均可找到阶级斗争观对其影响的端倪。

朱某某对《宣言》的阶级斗争学说尤为重视，对《宣言》原文的引述也围绕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展开，从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引出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并为实现革命斗争目标提出一系列举措。其对《宣言》中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在当时可称得上独树一帜，其对马克思学说并不是简单转述，而是更多在引介之初就融入自己的观点对理论加以阐释。朱某某在传播之初就已经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有所取舍，而其理解与选择的内容也都反映在其之后的撰文中，此外，朱某某还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英国工党选举问 题，这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运用自己所理解的阶级斗争观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朱某某从马克思主义吸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阶级斗争：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朱某某首先把革命的形式分为两类，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 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政府，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 级。其次，朱某某又分析了两种革命的难易程度，即政治革 命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而社会革命的阻力则既有“富族”， 又有政府，导致“有政权与有资财者合，则在下之贫民无以抗 也”。朱某某据此作出革命力量出自 “ 细 民 ” 的判断。 这种判断与 民 族革命 、 政治革命以及社会革命三者并行 的 主 张 相结合 ，从而具有了论证三 民 主义可行性的意义 。固朱某某认为马克思的革命是一种社会革命，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并行。

朱某某在观察分析别国社会现象，得出政治运动对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后，将其对阶级斗争 及社会革命的理解进一步运用到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由此产生其著名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

社会贫富差异：

朱某某从社会经济问题着手，指明引发阶级斗争在于社会贫 富差距问题，而消灭阶级斗争，解决贫富差距则在于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

朱某某提出自己对社会革命产生原因更深层次的见解。他表明贫富悬隔是当今革命之原因“社 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所带来的结果，其根源是放任竞争与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放任竞争就会带 来大量贫困者，竞争中的胜者资本家则“积其富， 日益以肆也”。

朱某某进一步指出，即使未知贫富悬隔也可进行社会革命。革命的“真义” 在于“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尽管贫富悬隔作 为社会不平之现象尚未表现出来，但只要其制度 本身会造致不平现象产生，那么社会革命便有发 生的必要。朱某某鲜明指出这对今天中国前途尤 为重要，当今中国贫富悬隔之现象并未显明，可贫 富悬隔之制却实存在，“苟有是制，即当为社会革 命”，现象不严重之时进行社会革命是必要且更为 容易，当下问题则是认识到革命以防患未然的重 要性。最后，朱某某指出，社会革命不仅限贫富悬隔之因，历来社会经济制度变更皆为社会革命，在 这里，朱某某点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在此基础上，朱某某进一步表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指出社会革命的结果决定社会势力消长，从而使政治势力变更，表明社会革命有助于政治革命，因而提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重要结论。

可以看出，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 行》一文中，朱某某不仅高度认可马克思主义学说 的科学不同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更抓住马克 思主义学说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革命的产生及革命的依靠力量。其文中可以反映出对《宣言》中阶级斗争的历史性 范畴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的深刻认识，并涉及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使命以及革命本质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问题。朱某某运用《宣言》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来剖析中国问题，并依据国情提出相应对策，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中国化”探索。

但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转播带有一定的选择性：

《宣言》中所蕴涵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及专政、无 产阶级政党等学说，朱某某都有选择性地忽视或 淡化，这种淡化从其对《宣言》的译文及其提出的 变革举措可见一斑。朱某某在引述《宣言》最后一 段内容时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宣扬，仅 提及“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面对《宣 言》“两个必然”规律论述，朱某某也未能直切马 克思之意。

他对《宣言》 的选择性传播凸显出他对理论理解的片面与割裂，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概念，无视二者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与根 源，导致他未能准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朱某某，他对社会问题 剖析与解决思路上都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思想。 即使在运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来论述社会革命。问题，他认识到社会革命是变革根本的阶级制度问题，可在触及中国社会革命实际行动时仍表现出明显的改良倾向。面对土地国有、遗产与累进税 征收以及社会革命等中国问题的解决上，朱某某从“调和改善”思想出发，提出加以限制与相对承认的改进措施，并多次表示资本家不会有多少损失来妄图争取资本家对革命的支持。

《小传》中的主要内容：

1.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介绍：朱某某通过对马、恩两人生平与活动的介绍，让中 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两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崇高的地位。

2.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朱某某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大经典著作的译介。 关于《共产党宣言》，朱某某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和改革社会的“十大纲领”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十大纲领” 方面，朱某某全文译出，成为国内翻译“十大纲领”的第一 人。他不仅介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府主义的最佳路线，而无政府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佳路线。”

无政府资本主义通常根基于互不侵犯原则上，先行使用暴力便是在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这和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类似，先行侵略是错误的，但报复的反击（同比例的）是被允许的。支持这种自然法原则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指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在个人层次的互不侵犯原则，但却无法接受其套用在政府的层面，也因此给予了政府一种超高道德的地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坚持应该将互不侵犯原则套用在政府层面上。其他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则以功利主义的基础来解释，认为政府的垄断有着和其他垄断一样的缺点，例如昂贵却品质低下的公共服务。

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包括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类似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哲学在罗斯巴德之前便已存在，例如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和奥伯伦·赫伯特（Auberon Herbert）。莫利纳里和赫伯特都曾明白拒绝无政府主义的标签，将无政府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流派画上等号。莫利纳里只自称为经济学家，赫伯特则自称为自愿主义者（Voluntaryism）。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难题在于，如何在无政府的前提下维持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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