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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实践论》导读

崔某某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

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共同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导读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写于革命胜利延安，通过这个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其哲学味道是比较浓的，的确如此，它们是根据毛泽东在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的这样一个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个章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改编而成的。1937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油印版，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毛泽东他又重新地进行了一个修改，定名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于1950年的12月和1954年的4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今天我们大家就一同来学习毛泽东这两篇著作。

引言：重读“两论”的意义和价值

在学习之前我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两论”它其实已经距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非常久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重新来阅读“两论”，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在引言的部分跟大家谈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哲学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而且在世界哲学史上，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具有中国式的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特色的独特理论景观。

具体来说，“两论”，第一，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为什么说它是开山之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它其实也为中国人民前进点燃了一个新的希望，但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一个问题，如何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绝对不应该是照抄照搬，或者是套用公示、套用公理这样一个问题，而应该根据中国社会运动的这样一种规律进行革命。“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它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精髓，实践的这样一种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个具体化和新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阅读“两论”，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要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定之作。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之后，到1937年，“两论”的创造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经验和教训，急需对这样一种经验和教训作一总结和说明。当然，这样一种总结决定不应该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应该具有一定的过程，这样一个高度，尤其是当时党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教条式、本本式的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一种公式，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来指导革命，存在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厘清我们党的这样一种思想路线还有指导方针的问题，毛泽东写作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两论”中，它揭示了左和右的这样一种错误，尤其是在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种错误，系统地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自此，自“两论”问世以来，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来有一个对中国革命的总结和概括，也正是有了哲学的一种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理解中国问题，也使得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中国革命摆脱了两次受挫的这样一种阴影，走向了一种胜利的大道。

第三个，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经典之作。“两论”的第三个重要性，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经典之作。我们党历来是非常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是党保持先进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始终就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一个首要和重要的位置，始终把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来武装我们的全党，在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同志，我们相信党中央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它又无法去认识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走一条俄国式的道路，甚至怀疑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在我们的同志的这样一种头脑中，始终是带着问号的，始终是需要对它进行一种回答的。因此就必须在思想上为革命做好准备。“两论”也是对于这样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它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不走俄国式的这样一种革命，我们党的这样一条革命道路为什么是我们自己开创的，它是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条不同于俄国式的这样一种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做好了一个准备，也使全党坚定了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个信心，其实也为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新的革命阶段作好了一个思想准备，甚至很多共产党人也说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始的，特别是从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论”在整个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因为此，我们今天来重温经典，重新去感受经典的一种魅力和价值，尤其是经典在今天我们当今这样一种时代下，我们为什么重新来阅读经典？

我们今天想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背景；第二个背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内容。因为“两论”洋洋洒洒几万字，我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把它的所有的内容和所有的东西都跟同志们一同分享，因此在今天我的课堂上关于“两论”的主要内容就集中地来谈他们所表达的这样一种精华，或者是毛泽东是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想问题，他是如何把“两论”去照顾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今天这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一个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我们今天为什么重新阅读“两论”？它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就我们重新阅读“两论”的时代价值。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两论”的写作背景。任何一个理论都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都有着它自己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包括马克思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说，“两论”它产生于20、30年代，也绝对不是偶然，它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的准备的。它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这是毛泽东他的原话，他说：“它是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作的，是为了批判和清算，甚至严重危害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特别系教条主义的这样一个而作的，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作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一）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

第一个问题是“两论”产生的一个大背景，它这样一个大背景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曲折经历，它是在深深地扎根于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之中的，它的创造、它的出版，甚至它的传播，既是一种思想生成过程，其实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这样一种时代的“烙印”，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其实也为“两论”创造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又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中国近代史中去。这样一个近代史也就是“两论”所产生的一个社会土壤，我们看看它是在怎样一种社会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呢？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84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记忆性或者非常屈辱的这样一个年代，自1840年之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就开启了它受奴役和受压迫的这样一个历史，为什么我们说在1840年我们就开启了它一个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历史呢？这样我们也得去看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

人类文明在15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是从一个落后的文明向一个崭新的文明的转型和过渡的过程，这个落后的文明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一个转型，整个人类文明都是朝着这样一个大的转型在发展，但是我们的清政府怎么样，我们的清政府盲目自大，闭关锁国，错失了这样一次非常伟大的一个转型期，从而它在器物层面，在制度层面，在方方面面它都落后于西方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所代表的人类先进文明的这样一种落后。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现代化，也是从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从1840年开始的。正是因为我们错失了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转型，所以我们落后了，落后就会怎么样？落后它就会被挨打，我们近代史就是一个落后挨打的历史。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状况，一代民族精英开始觉醒，他们带领着中国人民挺身而出，争取的是民族的这样一个独立和解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的这样一个篇章，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他们创立了太平天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纲领，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这样一个自身的局限性，提出出它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希望的是向西方学习，但是这样的一系列措施和这样一系列的主张都被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最后变法也失败了。

种种的改良方案最终都宣布破产，中国人民才不得不选择革命的道路，我们为什么搞革命？其实它一开始也是希望搞改良的，也是希望通过他们内部中的一种渐进式的、稳健式的一种改良，实现它的最终那样一种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这样一种过渡，从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一种过渡的过程。但是我们所尝试的种种方案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情，选择的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最终拿起了革命的武器，推翻了清政府，但是最终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一种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被他人所窃取。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政党，它是中国历史的近代史上的一次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但是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正确之路，但是这条道路是非常曲折和坎坷的。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它经过了“两论”的创作16年的历时时间这样一个节点中，它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哪两次胜利？一次是1927年的北伐战争，它基本上推翻了这样一种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是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的一个胜利结束，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这样一种企图，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全国革命的一个新局面的一个到来，这是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到1937“两论”创造过程中的两次胜利，这两次胜利也给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也有两次失败，这两次失败分别是1927年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革命的一个失败，以及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长征，虽然长征最后是成功了，但是长征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不愿意搞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一种血的经验和教训中悟出了革命的一种斗争经验，这样一种斗争经验，一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其次就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样一个道路。

因此，毛泽东他有一个话，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这样两次的比较，我们才充分认识了中国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世界。”这是对中国国情的一个充分认识，这样才得出了，我们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这样一个经验。正是因为此，他们成功开辟了一条工农武装格局的道路，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实践相结合而得来的。

毛泽东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的著作，同志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读一读，这两部著作，它更多的是就事论事，丰富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教训，为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依据，同时也需要将这样一个政策和这样一种革命经验，以及教训，加以一种总结和概括，并把它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从一种宏观意义上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是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此创作和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具体地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一个理论依据。这两篇著作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对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个非常到位精准的分析，充满着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甚至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个哲学思想，这是整个“两论”创作的一个社会土壤，这是其革命背景。

（二）党内存在错误的思想路线

具体来说，“两论”第二个背景是它当时的党内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是对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一种反思和一种认识。刚才我已经反复在说，我国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是走了一条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这样一条道路，它经过了两次失败，这两次失败虽然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的这样一种力量悬殊所造成的，但是从我们内因来说，从我们党自己内部来说，它还有跟着我们党自己内部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路线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此我国迫切地需要，就对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一个清算，这也是我们党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党的错误的思想路线主要有哪些？在这里，我主要举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它主要的是针对革命领导权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发生在国共时期，在北伐战争时期，它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在野党的一个位置，放弃了对革命领导权的把握，甚至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对派实行的是全面的一种退让。这样一种错误，它就导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对领导权的放弃，也最终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在我们党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以王某某代表的左倾思想。这样一个左倾思想，它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一种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种实际，否则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样一个经典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当然这样一种理论、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也跟我们当时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党的成立初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而存在的，长期它受共产国际的一个领导。这对于我们党的早期来说，它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共产国际它是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性质，并且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一种对革命的幻想，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思想，这种主张和这些策略曾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能力，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但是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步步的强大，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一步步认识上的逐渐深化，我们对共产国际，由于它对中国革命的不认识、不了解，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就开始了有一种过度干预的问题。

王明他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代理人，他上了台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为中共更加不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它就是要百分之百地要忠诚于中国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路线，因此，它这样一个口号是得到共产国际的一个赞赏的，王明是怀着对莫斯科的这样一种崇敬，甚至怀着对这样一种忠诚地执行和指导着莫斯科的指示。

王明他长期地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唯书唯上唯一外，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不顾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长期的发展，甚至以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来片面地附庸共产国际，这正是由于王明一系列错误的路线和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几乎是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说：“王明的错误在哪里，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这个别人是谁？也就是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自己是谁？自己是中国革命，想得太少。”他是站在他者的这样一个（角度），他并没有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这样一种国情，而是片面地附庸共产国际的各种方针、策略。

那么，为什么王明他不懂中国的国情？这跟他自身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多原因，他几乎是没有搞过基层经验的，他从没有到过根据地，也从没有在白区工作过。他也没有搞过军事斗争，也没有搞过实际的群众运动，他一直是浮在上面的，他在武昌上大学之后，虽然参加了一点点的学生运动，但没有毕业，他就去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先是留校任教，回国之后，就到了中央机关来工作，27岁的时候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就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很快他又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住就是六年，到1937年底的时候又回国又在中央担任领导岗位。我们看王明的这样一段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王某某什么他始终是为共产国际想得太多，为自己想得太少。第一，他没有这样一个基层工作的经验，他对中国革命是不了解。第二，因为他这样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他是在苏联形成的，因此他对莫斯科的这样一种共产国际的各种指示和各种政策是充分了解的，在他意识里，他就认为这些是正确的。

如上所述，无论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右倾，还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它是我们党内思想路线上存在着问题。他这样一种思想路线存在的问题，这就影响着我们党制定各种正确路线和策略的一个执行，如果我们去简单地按照苏联的指示，按照本本上地去打仗，去搞革命，中国革命只能走进死胡同。

因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思想的高度来对中国革命进行总结。如果不进行总结的话，中国革命甚至就不能前进，因此我们党就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来彻底地厘清我们党内错误的种种认识以及批判错误的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

“两论”最终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上的一个演讲稿，他在讲稿时间分别是1937年的7月和8月，成稿的时间略早一些。当时的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之际，它通过对这样一段历史的总结，从哲学的高度开始了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结论，也使广大干部接受了一次马克思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这是“两论”创造的第二个历史背景，针对党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它迫切地需要进行一种整理和进行一种梳理。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

第三个背景，它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样一种脉络产生的，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文中，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在欧洲创立了，并在世界范围逐渐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早期孙中山、朱某某、梁启超等人也只是提及了马克思主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人所接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是“两论”产生的一个文化的土壤。它是扎根于当时中国的一个原则和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的一个文化之中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第一，翻译介绍和论述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重点宣传的是唯物论，它翻译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这样一系列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

第二个特点，这个阶段它还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不准确和不全面的特点。这是它第一个阶段。它主要是翻译、介绍和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诠释和解释。第三个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丰富和发展，是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意义上去理解“两论”的。

“两论”它问世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变化，中国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样一种时空的距离中来看“两论”，不仅可以感受到它的思想的光辉，对中国革命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体会到它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它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两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理，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扫除了危害革命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为我们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也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种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为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支持，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反复阅读“两论”，反复阅读这样一个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是我这堂课所全部的内容和落脚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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