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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林外史》“真士子”看吴某某的理想性及其局限
——以王某某和杜某某为例
新闻与*** *** 葛某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下,士阶层具有其特殊性。作为统治阶级的最末端,他们承担着上层与平民之间的黏着剂的作用,掌握着封建道德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深刻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 同时,其独特的社会性格还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面貌与倾向。然而,由于士阶层脱离物质生产,且始终是统治阶级的附属品,其安身立命的资本只是飘渺的“社会道德基础”和统治者的意志。而当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由始至终的附属品的士也曾也并不可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甚至一步步走向腐化和堕落。《儒林外史》便是这样一部以明清时期的士阶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作者吴某某从生活经历和经验出发, 站在历史的高度,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对八股科举制进行猛烈的批判。书中最出名的人物即是以周某某、范进、匡超人为代表的一些“假士子”,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然而,作为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之成功并不止于对儒林丑类的攻击和谩骂,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人文关怀的吴某某,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王某某和杜某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不慕名利、清高洒脱——王某某
《儒林外史》里塑造了一系列深受八股取士理念下的科举制度迫害的可悲可叹可恨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性格 洒脱、卓尔不群、自葆高洁的王某某则是他们的反面,吴某某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某某的形象来 “敷陈大义”, “隐括全文”,也借其对自己理想中的士子形象展开了思考。其中受到作者赞叹的品质主要有如下:
首先,在智识层面上,王某某智识的经世致用性便将其与八股腐儒们拉开距离。“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是对八股科举取士制度造成“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的不良后果的否定。对于八股取士,王某某所说礼部议定用《五经》《四书》八 股文三年一科的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短短的几句话,把读书人热衷功名富贵,坏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根本缘由,追究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深受颜李学派实学思想的影响,吴某某对知识分子的僵化之鄙夷可见一斑。
其次,王某某身上具有儒家自先秦时期便一直被强调的思想根基之一:孝道。在相传孔子所著的《孝经》中便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阐述。王某某少年失怙,对贫穷寡母是无比尊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自然是让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浸染的吴某某所推崇的。
王某某高风亮节、]Z崎磊落,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格魅力,无疑是最使作者倾心的。高风亮节首先在于他不受名利、权势的引诱和威胁。权势人物危素喜爱王某某的画,***下乡约王某某见面想当面索画,王某某不肯去,推说有病。时知县 没办法,只得自己带人下乡去访。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 王某某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王某某也是淡泊名利、清逸不羁的。在多数士人泯灭人性,汲汲营营,顺着八股取士的道路前仆后继地成为君主专制的附庸品时,王某某对“失学”一事反应淡然,甚至乐于去放牛,并很快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山水之间,执笔画荷花,寄情于某某,没有丝毫愤懑和不甘。而当上层赏识,意图召他做官的消息传来,王某某竟是“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对权力和地位没有丝毫留恋,甚至避之不及。魏晋名士的风度被倾注到王某某的形象当中来了。山涛力荐嵇康某某,但嵇康宁愿醉心于有力山水的自由生活,也不愿卷入尔虞我诈的官场,甚至以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剖白自己的坚定,斩断了与挚友的友谊。王某某不慕容利的思想与嵇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书中“真儒”的崇尚中也有体现。当杜某某与迟XX斟酌泰伯祠底稿时,他们都非常赞同由当时的明贤庄绍光来主持此事,而庄绍光正是一个真正的儒士;话别虞博士时,杜某某非常无奈,并且明言表示自己自此没了依靠,其实杜某某这里的依靠应指的是思想上的精神寄托,尊重如虞博士、庄绍光这类人,当他们都离去之后,他的精神依托瞬间都坍塌了,这才让他若有所失,心里惶惶不可终日。虞、庄二人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杜某某对这二人的感情已经不止于钦佩,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可见杜某某以及作者的内心愿望仍是对儒家传统的皈依。
理想型人物塑造中暗含的无力感
王某某可以说是《儒林外史》中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其人有着吴某某小说中文人缺少的自我意识和生活个性,是作者内心里魏晋名士的时代象征。首先,王某某之所以不做官,是由于对母亲的孝道。王某某的母亲临终时叮嘱儿子不要做官,王某某便一直遵从的。可见作者心目中把“孝道”摆在了“文行出处”之上。这正是作者对封建道德观念的近乎盲目的崇拜信仰。另外王某某的故事原型,即元人王某某也并非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三次参加科考求取功名,在屡屡落榜后才站到了科举制度的对立面。另外,史书记载,王某某与家乡的许多地方官员来往频繁,多次以诗赠答,完全不是《儒林外史》中描写的那样清高,将官场中人完全拒之门外。可见就连吴某某心中相对完美的士子形象都不能出离“功名富贵”的漩涡和官僚体制的桎梏,也会“屈己折腰”,可见封建体制对士人之心深重且不可逆的摧残。
作为《儒林外史》中的第一主角,吴某某的自我写照,杜某某此人也有其局限性。他尽管能够坚持人道主义及理性自觉,但他并不是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代序幕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种以自己雷鸣闪电般的言论鼓动新潮、动摇旧世界的启蒙思想家,在他身上弥漫着那处于已经沦陷的状态而又不甘心沉沦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的“空气”。他不是少数论者所说的“新人”形象,而是有着文化学意义上的“多余人”的象征:不安于旧有的,又找不到合理的新路。他也不是生来便向往自由,不想施展政治报复,只是在社会的打压下被迫选择了“出世”,选择了淡漠。来自时代的“生之感受” 已使他具有了某种叛逆冲动,逸出了封建主义的常轨,一只脚已跨出正统规范的门槛。但他又实在没有什么切实的路可走,离开其他的贤人就觉得无所依归。只能在XX河上卖文度日。杜某某们一直心仪和效仿的所谓魏晋名士风度更像是对于不自由境遇的一种掩饰,实质上他也只是一个比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并不高级多少的沦落人罢了。思想上的入世性质,和不得不采取的“出世”状态,构成了他的悲剧性。他本人更是别无良策来挽回颓败的世道人心,作者吴某某与他一样,领时代之先,却无力跨越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从而进退失据。
综上所述,单纯的讽刺价值不足以说明《儒林外史》的伟大之处。吴某某作为深深浸透传统儒家思想的典型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精神与文化的重建寄寓于《儒林外史》中,将历史的构想与真实相融合,向着那更高更纯粹的三代,建构他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呼应着宋明以来儒家乡村社会的理想蓝图,更吸引着无数有志于整顿与改革社会秩序的传统士人。作者也试图找到解决士阶层道德扭曲的方法,试图通过一批典范人物的示范作用,改变士风。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封建社会及其思想体系的限制,《儒林外史》中各色人物的反抗试图恢复的并非真正的自由,因此等待他们的就不可能是成功。找不到出路的吴某某这时也已经看破,但看破并不等于明白,只是无需再有作为罢了。虽然作者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封建制度才是士阶层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通过匡超人和牛某某等人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也已经意识到士阶层的生存环境是这个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已经站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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