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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次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中国问题”包括：一是宏观层面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二是中观层面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三是微观层面的制定和贯彻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需要，这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的直接因素。

救亡图存的“中国问题”。20世纪前半叶，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无主权，内无民主。“中国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是为解答这一“中国问题”，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求索，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激荡，最终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探明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第二层次性“中国问题”，又为其缘起提供了萌芽与发展的深厚土壤。在革命初期实践中，党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信“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一步。不同的政治路线带来的革命结果显而易见，但是甚至遵义会议后，部分中央领导人还坚持认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这就使得从思想原则的高度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道路，显得十分必要。

认清抗日战争形势和策略的“中国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上升为最突出的“中国问题”。国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论调。“速胜论”认为抗日战争在国际盟国的帮助下会迅速取得胜利，易产生轻敌心理。“亡国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弱，会迅速灭亡，易产生投降心理。两种观点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都是偏颇的，对抗战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了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公开化，对国民党的干涉、排挤甚至迫害政策一味迁就退让，少数人以任国民政府官员为荣等右倾错误思想。在救亡图存历史紧迫感空前突出之时，迫切地需要提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路线，正确地分析抗战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方针。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需要，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理论探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子，为此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准备。

一是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历经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分歧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也是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的国情是一个历史造成的现实，是一个国际环境中的客观存在。人们只有适应它，洞察它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正确地开拓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最终要由群众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分界线就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一旦由群众掌握，就可以更加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历史创造力，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在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让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它，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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