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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出现的历史背景
湖南地区在清朝初期属于欠发达地区,不过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之后,湖南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农业发达,物产丰盈。湖南省临近的几省贵州、广西、广东是全国很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这些省份也是各路宗教的汇集地。天地会,白莲教经常组织一些宗教活动和起义。在嘉庆早期,贵州,两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一度攻入湖北等地。鸦片战争之后,天地会等价猖狂。这些起义大多数都以杀死城中官员为目标,有时甚至蓄发易某某。
曾国藩出人头地
此时正值清政府内忧外乱,朝廷不得不重用汉人来控制局面,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开始提升。小地主也趁机崛起。曾国藩就是借机崛起的一批具有武装力量的小地主。咸丰帝继位后,曾国藩每次上奏,都能直击一件事情的要害,在人群中,他是敢于说真话的那个,而且他每次上奏都文采斐然。这一切使曾国藩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领袖。1852年12月,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助**_*理团练,一支不同于八旗和绿营的军队就要出现了。
组建湘军
曾国藩的到来给**_*小阶级的武装力量极大地鼓舞。这样一来,曾国藩就可以将这一股股小力量拧成结,变成一支团结的军队。
1853年5月,太平军开始西征,湖北战事吃紧,南昌告急。曾国藩急忙开始训练湘军新军以应对战事。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曾国藩与绿营的冲突也是频频发生。曾国藩越权整顿绿营,绿营对此十分不满,经常明杀暗杀曾国藩的人丁。随着矛盾的逐步恶化,曾国藩离开省城,前往衡州主持战事。
1853年农历二月以来,创建水师的建议一直在曾国藩耳边回响。曾国藩随即决定创建水师,大规模造船,其目的就是不能让太平军控制长江,因为在当时军事家的眼里,长江天堑,无法横渡,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湘军与朝廷的关系
1853年夏,随着太平军的北伐,清朝廷受到极大的威胁,湘军在此期间不断壮大,成为全国三大主力军之一,连败太平军,战略地位大大提高。咸丰帝喜出望外,但是同时听到小人进献谗言,于是开始对湘军施行限制。曾国藩得知此事,更是恐慌万分,也不明白咸丰帝究竟为何这样。于是,他请愿朝廷给他地方政权配合作战,否则无法打败太平军。
与此同时,也有湘军忠实的支持者胡某某。胡某某就任湖南巡抚。可是,胡某某和曾国藩是同乡,所以咸丰帝也不信任他,派官某某任钦差大臣制衡胡某某。后来二人矛盾重重。终于有一天,胡某某想通了,自己不能再这样和官某某纠缠了,要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于是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某某和胡某某和好,这也就意味着曾国藩和清朝廷的关系也缓和了。上下一心,才有助于事成。
这样,湘军获得了政府的合作支持,对湘军的影响巨大。1860年初,湘军在全国已经有了十万兵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到了绝佳的作用。湘军成为了西部战区的主力,也成为了全国清军的主力。
湘军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产生的集合体。作为晚清时期的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二是晚清兵制改革中开兵为将有之先河;三是盲目排外观念的革除推动了近代化进程。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面对作为国家军事支柱的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的情况,清王朝万分焦急,企图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就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组建了湘军。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
从清初顺治到咸丰、同治,极少任用汉人在朝廷掌握实际权力。清初处理国家军政机密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清中央设六部之时,六部长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能充任下级官吏。顺治皇帝自己也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康熙时更是“满人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然而,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肇始,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地方督抚权力有了扩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地方督抚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大权掌握在中央朝廷。随着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等湘淮将领的崛起,打破了晚清政府中满人一统天下的政局,大大提高了汉族官员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比例。有人曾对嘉庆、同治朝督抚的人事嬗变现象作过认真的考察:各省巡抚中旗人所占百分比,从嘉庆朝的四十点一降为同治朝的四点一;各省总督中旗人所占百分比,从嘉庆朝的五十九点六降为同治朝的二十六点三。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政局。
二、晚清兵制改革中开兵为将有之先河
湘军作为一种军事力量,不同于清朝治兵的独特军制,改变了咸丰以前军队属于国家所有的局面,实行将帅自行招兵的募兵制度,使兵将间的关系以及军队与国家间的关系开始转变,最终形成兵为将有。湘军的募兵制源于戚继光之成法,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统兵必须亲自招募,不要他人替代;二是严定选兵标准;三是必须在湖南原籍招募,取具保某某。湘军兴起,使清代兵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八旗、绿营和新式陆军转变的中介。在湘军影响下的淮军一度成为清朝军队的支柱。清政府还依据湘军制度对绿营进行了改造,即使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式陆军,也仍然受到湘军的影响,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仍参考了湘军制度。正如罗尔纲所说:“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世为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另外,曾国藩利用同乡、同学、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作为纽带,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和宗法性极强的武装集团,使整个军队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只服从曾国藩,湘军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清朝廷不能直接指挥和调动。军队私有的出现对当时及其后来的军事将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鸿章、袁世凯、段某某等人在军队归私人所有这一点上,与曾国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无不是照湘军那种封建私属性来控制军队。曾国藩的军制改革如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不依赖外援;官职私相接受,不单纯取决于朝廷;各树一帜,不互相牵制等等,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清王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湘军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行将覆亡的命运,但却动摇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权和政治实权由以满族为首的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汉族督抚大员手中,导致了近代军政合一制度的产生并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三、盲目排外观念的革除推动了近代化进程
湘军的兴起,使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在封建官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对待西方盲目排外思想的转变,使得中国逐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详言之,一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推动了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早在1853年,为组建有别于清朝绿营军的湘军,曾国藩就在衡阳设厂“造炮制船”。1854年,曾国藩在两广总督的协助下购买洋炮,“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由于运用了西方的“技艺”、“机巧”,湘军在湘潭、岳州与太平军的两次作战中获胜。这便刺激了曾国藩继续购买洋枪洋炮的想法。在湘军将领的努力下,新式武器不仅首先在湘军中得以运用,而且还设立了大批的兵器制造厂,为中国近代的“制器之器”铺垫了一条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的道路,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二是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的发展。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深有感触,从而把学习西方的“制器”之术作为挽救统治危机手段之一。然而,洋枪队“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事实又使他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在人而不在武器,鉴于此种认识,他主张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长技的同时,还应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在曾国藩人格感召下,其幕府内汇集了大批在当时一流的新式人才,如著名的数学家李某某、吴家善,化学家徐某某、华某某等。湘军实行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尽管它以血缘、地缘和学缘为基础招引人才的方法以及在对部属的培养造就方面存在种种局限,但它是对传统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在识人、育人和用人实践中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气息,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的发展。三是“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曾国藩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并先后凭请徐某某、李某某、华某某等作为主要翻译人员。翻译馆译书内容包括象纬、?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等,涵盖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实用的制造技术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而且为我国培养近代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中国近代许多学科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综括全文,湘军作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军事团体,其组建源于戚继光的练兵之法,与传统的绿营和八旗兵有明显的区别。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训练方法、治军思想及用人思想等方面不仅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军制、文化方面也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人们逐步转变对西方盲目排斥的观念,产生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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