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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入刑规范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防止滥用职权和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而在解释论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和“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本文将比较这两种解释论的优劣之处，并提出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构成要素的解释建议。

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入刑规范目的在于防止滥用职权和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而不是仅仅提高性同意年龄。这是因为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是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核心问题，而提高性同意年龄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将规范目的聚焦在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上。

在解释论方面，我们可以比较“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和“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两种观点的优劣之处。首先，从刑法教义学问题的角度来看，年龄提高论面临着各种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而信任地位滥用论则能够更好地解释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实质。其次，从与宪法精神的协调性来看，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更加符合我国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再次，从与其他相关条文的逻辑一致性来看，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与刑法规范体系内其他条文的解释保持了逻辑一致性。最后，从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合理解释空间的角度来看，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能够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考虑到“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这一构成要素的司法证明难度较高，我们可以从刑事政策的维度考虑，将其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通过“立法推定说”，我们能够满足设立“推定规范”的实体与程序的正当性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是为了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在解释论方面，以禁止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为基础的解释论具有更多的优势，包括与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协调、与其他相关条文的逻辑一致性以及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提供合理解释空间等。考虑到司法证明难度，我们可以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在设立“推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标准上满足实体与程序的要求。二、“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解释论的问题

A.分析刑法教义学问题

对于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一种解释论是“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然而，这种解释论面临着一些刑法教义学问题。

首先，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会引发性同意能力的界定问题。在刑法中，性行为的合法性通常取决于双方的同意，而同意的形成又需要一定的心智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提高性同意年龄可能导致难以确定性同意能力的具体界定标准，这对于司法实践而言会带来一定的困扰。

其次，提高性同意年龄也会导致年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的法律适用问题。如果性同意年龄被部分提高，那么在年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方被认定为无法同意而另一方又被认定为可以同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双方的权益，确保刑法规范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B.与宪法精神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具有与宪法精神的更好协调性。

首先，我国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与“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相吻合。未成年女性在心智、生理等方面还未完全成熟，对于性行为的理解和抵抗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而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滥用信任地位进行性侵行为，正是对未成年女性权益的侵犯，与宪法所保护的精神相一致。

其次，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的禁止与其他相关刑法条文的解释保持了逻辑一致性。我国刑法中已经有对滥用职权、职务侵占等行为进行了规范，这些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也纳入滥用信任地位的范畴，可以使刑法规范体系更加统一和完善。

C.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合理解释空间

最后，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的禁止，可以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合理解释空间。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每起性侵案件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些案件可能存在争议，涉及到被害人的真实意愿、被告人的意识和动机等。将性侵行为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的禁止，可以使司法者在处理特殊案件时有更大的裁量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量刑和判决。

综上所述，“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解释论相较于“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具有更多的理论优势。不仅与我国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更加协调，而且在刑法规范体系内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解释保持了逻辑一致性，同时也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了合理解释空间。因此，在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上，应更倾向于采取“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的解释论。三、“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解释论的优势

A.与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的协调性

在我国宪法中，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明确规定的。未成年人是社会中较为脆弱的群体，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怀和保护。而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尤其是对未成年女性的性侵行为，涉及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犯。因此，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与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更加协调。

B.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解释保持逻辑一致性

在刑法规范体系中，已经存在着对于滥用职权、滥用职务便利等行为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防止职责人员利用其特殊地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纳入这一范畴，可以保持刑法规范体系的逻辑一致性，避免因为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而引发的与其他条文解释的不协调问题。

C.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合理解释空间

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性侵行为往往涉及到特殊情况和复杂关系，如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等。这些案件需要司法者在处理时考虑到具体的情况和关系，以便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裁决。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规范目的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了合理解释的空间。

在考虑司法证明难度较高的情况下，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是合理的。这样的解释可以简化司法证明的流程，减少对于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同时也可以提高对于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立法推定说”，可以满足设立“推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标准，保障司法公正和合理性。

综上所述，“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解释论在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中具有几大理论优势。与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更加协调，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解释保持逻辑一致性，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合理解释空间等。因此，支持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的规范目的解释为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并建议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这样的解释不仅满足设立“推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标准，还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四、考虑司法证明难度，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

A.分析司法证明难度较高的问题

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明被告人是否滥用了其特殊职责关系来发生性行为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首先，滥用信任地位的行为往往是在隐秘的环境下进行的，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往往不存在直接的证据，只能依靠受害人的陈述和其他间接证据来推断。其次，由于性侵行为的特殊性，受害人在心理上常常会感到羞耻和恐惧，不愿意公开揭露，这进一步增加了司法证明的难度。因此，解决司法证明难度较高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

B.提出“立法推定说”满足设立“推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标准

面对司法证明难度，一种解决的方法是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可以推定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发生性行为时存在滥用信任地位的行为。这样的推定规范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简化证明的难度，提高对性侵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设立“推定规范”方面，可以借鉴“立法推定说”的理论，即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某些事实推定为成立，从而简化司法证明的过程。立法推定说的正当性评价标准包括实体与程序的正当性。首先，从实体上看，立法推定说必须基于充分的证据和合理的推理，确保推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次，从程序上看，立法推定说必须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确保公众参与和合法性的保障。只有同时满足实体和程序的正当性评价标准，才能确保推定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推定规范简化了司法证明的难度，有助于加强对性侵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其次，推定规范有助于减少司法裁量的主观性，提高司法公正性和一致性。最后，推定规范为法官提供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使其能够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进行合理的量刑和处理。

综上所述，考虑到司法证明难度较高，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是一种合理的方案。通过“立法推定说”的理论，可以满足设立“推定规范”的正当性评价标准，简化司法证明的难度，加强对性侵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因此，建议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发生性行为时存在滥用信任地位的行为将被推定成立。五、结论

在对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本文比较了“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和“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两种解释论的优劣。通过分析刑法教义学问题、宪法精神的协调性、与其他相关条文的逻辑一致性以及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提供合理解释空间等方面的考量，本文认为“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更为合理。

首先，与宪法特别保护未成年女性的精神更加协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女性，而“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则更直接地保护了未成年女性免受性侵害。相比之下，“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并未直接针对滥用信任地位进行规范，可能会存在对未成年女性权益的保护不够充分的问题。

其次，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解释保持逻辑一致性。在刑法规范体系内，不同条文之间需要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可以与其他相关条文，如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等进行协调解释，保持了刑法规范体系的逻辑一致性。相反，“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可能会导致与其他相关条文之间存在矛盾或解释困难。

最后，为司法者处理特殊案件留下了合理出罪的解释空间。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特殊案件，比如受害人可能不符合传统性同意年龄，但又存在滥用信任地位的情况。如果将“对性同意年龄的部分提高”作为解释论，可能会导致这些案件无法得到合理的处理。而采用“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作为解释论，则为司法者提供了更多的解释空间，能够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

考虑到司法证明难度较高的问题，本文还提出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通过“立法推定说”，可以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作为构成要素的规范性质进行解释，从而简化司法证明的难度，提高司法效率。

综上所述，本文支持“对滥用信任地位发生性行为的禁止”解释论作为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行为入刑的规范目的。同时建议将“利用特殊职责关系”解释为立法上的推定规范，以解决司法证明难度较高的问题。通过这样的规范设立，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女性免受性侵害，维护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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