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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束缚下女性的个体觉醒

——读《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所感

中国文化传统中“重男轻女”的倾向，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宋代的“程朱理学”建立更强化了对女子的“三从四德”的观念束缚。历代封建王朝都注重女教，中国传统的女教书，汉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大都采取传记和告诫体的形式。明清时期，女教书的通俗化趋势，诗歌体的女教书广为流传。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书坊出于利润的驱动，其出版物是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化商品。 明清两代的女教书进一步发展了重视女教的传统。[1]吕坤的《闺范》选取陈尧咨母冯氏的事例：陈尧咨母冯氏，有贤德。尧咨善射，为荆南太守。秩满，归谒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何异政？”对曰：“州当孔道，过客以儿善射，莫不叹服。”母曰：“忠孝以辅国，尔父之训也。尔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顾专卒伍一夫之技，岂父之训哉？”因击以杖，金鱼坠地。《闺范》赋予母亲以社会责任感与家庭内的母子之情，使母亲肩负“教与慈”的双重使命。

古代社会对女子是否该接受教育、女教内容的争论。清人陈宏谋指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为让世人“有以教女”，陈宏谋编订《教女遗规》，集古今女教书之大成。明清时期的官修女书，女教书被皇权用来巩固大一统的基础，昭示女德，小之则宁息内闱之争，大之则维系天下人心。母教的训导与正统“三从”观念的理解。母亲提出，女子在家从父母，父母若有了过错当谏诤；出了闺门听夫令，但丈夫妄作非为不可从；夫死大事从其子，“原某某，做出事来合准绳。他若是，越了大道背却理；还须要，依法教他来改更。”对传统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正统观念的大胆修正。

墓志铭是对女子“妇德母仪”的进一步阐扬。从多篇墓志铭中可以看到女子持家教子事迹，家族内外的人际关系、农事生产、开支用度，母亲不仅在督导子辈学业上表现突出，在教子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方面亦出色。在士大夫的笔下，母亲在行使着女教书中所赋予的管理家庭、课子学业等方面的权力；她们在丈夫外出、亡故、失范等情况下，主动僭越女教书的教条束缚，承担起男性家长的全部职责。引人注意的事，他们的僭越行为并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因其出色的管理、督导，得到子辈及同时期士人的称赞。

明清妇女著作中的“不朽”观，中国古代的科举社会对妇女的母教角色日渐重视，官绅家庭寄望他们教子能以书香继世。在这一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的氛围下，宋代官绅家族妇女拓展了文化知识面，提高思想修养。到了明清时期，闺秀作家的文学创作彰显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虞姬之死、昭君出塞、兰台续表，到XX从军、梁夫人擂鼓战金兵，古代女杰成为他们渴望超越平庸和追求理想的力量源泉。在怀古创作中，明清女作家用自身经历去揣摩历史人物，深受其人格魅力之感染，从而砥砺意志，渴望像名留青史的前贤那样作出一番报国济民的壮举，不甘于虚度此生。

明清时期视男子外出做官、赶考或游幕访学为常事。丈夫外出、妻子以诗代信送去问候。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期待是功名利禄、修齐治平，作为留守妻子的女作家在寄外作品中掩饰着离愁别绪，借手中彤管向丈夫送上壮行的箴言。女诗人在寄外作品中对家庭责任的承诺，无疑是对丈夫实现社会价值的莫大鼓励。母教同样是妇女家庭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母教不只是执书课子，更重要的是传授社会准则和道德价值观。在教子过程中，母亲利用女教内则所要求的教子责任，充分展示诗书之教所赋予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价值观。母亲足不出户地将其教育观念灌输给游宦四方的儿子，并影响着一方社会的治理。明清妇女写作和结集出版之盛况，“文学创作见证了女作家的个体存在，并开启了通向不朽之门”。[2]

当时的士大夫重视妇女的母教角色，寄望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明清女教通过讲述历史上贤德妇女的事例来传达其教育理念的教育模式，将历史上的贤女塑造成为行动上的楷模、道德上的完人，最重要的是将其放置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突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对其行为产生的深刻影响，注重历史素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都能够写得一手好诗，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女鬼也能吟风咏月，倾诉衷肠。

明清之际精英阶层的妇女观念针对违反自然伦常的传统纲常进行批判，主张男女平等、反对歧视、束缚妇女，冲击了传统的纲常礼教，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色彩。但当时的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于此相适应的传统社会向登峰造极的程度发展。这一超现实的精英妇女观念的发展注定会受传统文化的阻遏。虽然明清之际精英阶层的妇女观念未能健康发展，但其毕竟是中华民族的先行者感受传统社会解体的征兆而迸发的思想火花。胡适曾对李汝珍的思想进行高度评价，“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有一个很光荣的位置。”

明清时期女子力图冲破女教教条束缚，渴望以著作名垂青史的“不朽“观激励着后人。晚清时期，女性的思想觉醒进一步发展。秋瑾在《鹧鸪天》中写道“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XX壁上鸣。”秋瑾借助宝剑的夜夜鸣壁热望出鞘，来表现自己成就功业、拯救国家的渴望；表达立志做一个女中豪杰的不凡的人生理想[4]。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华民族面临着救亡图存和“保国保某某”的危机，中国妇女被委以“立国传种”之重任。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出现，它冲破了内言与外言的界限，打通了妇女和社会之间的阻隔。这时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侧重在母亲的责任意识。这时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侧重在母亲的责任意识，中国妇女在“母性”启蒙中，迅速点燃了他们长期积蓄的社会责任意识。辛亥革命时期，何香凝就提出：“子是社会之母，因而也是社会中责任最重之人”，“天下兴亡，匹有责，匹妇亦有责焉”成为许多报刊的宣传口号。“匹妇有责”更强调妇女的天赋人权。1912年共和肇成，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先进妇女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逐步把“女权”定位在“参政”上[5]。张某某、唐某某、王某某等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该会以实行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一夫一妻等为宗旨。

到20世纪初，戊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礼教禁锢，将自由、平等的理念输入到知识青年的头脑中。清末一些妇女有有着机会走出国门，了解西方世界，带来思想的启蒙。单某某（1856—1943）于1899年随丈夫赴日本、后又陪同丈夫去俄罗斯，“从闺房走向世界”在国外广泛接触所在国家的社会和文化。[6]单氏所著的《奎卯旅行记》是近代女子唯一的国外游记，为妇女启蒙做出重要的贡献。秋瑾的诗云“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敢于大胆冲破性别的束缚，领导XXXX学堂的起义，践行革命斗争。丁玲敢于同童养媳的命运抗争，在新旧文化碰撞、融合的间隙，沐浴时代的新风。1920年2月，北大顶着社会的压力，首先打破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不久，燕京大学同样推行男女同校。男女同校是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变革，它打破“男女七岁不同席”的思想窠臼，营造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在养成男女自治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健康的性别意识，成为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基础。传统中国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随着20世纪初自由恋爱的风尚形成，封建婚制的枷锁逐步被打破。正是由于明清女作家对“女子之不朽”的执着追求，孕育着近代史上秋瑾、冰心、丁某某代表的近代女杰、投身社会、名垂不朽的精神。

参考文献

[1]、李某某，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2]、高某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43页

[3]、赵某某，明清女教与历史教育[D] XX师范大学2014年， 第39页

[4]、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5]、秋瑾 鹧鸪天，见钱仲某某等编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M]，XX：XX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236页

[6]、钟叔河编 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M] 中华书局2010年版 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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