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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30年来,拉美、亚洲和美国相继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这使得学术界普遍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这些危机的祸端。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新自由主义并未在危机中消亡,反而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国家及其追随国继续盛行。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存续原因的疑问,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在危机中的存续,本文将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阐发的“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两大概念入手,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上,学者们将生命政治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主张生命政治能够缓解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新自由主义具有所谓的“韧性”。然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存在问题。
首先,福柯并没有将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完全二分,而是主张它们是交织融合为“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在福柯的观点中,政治经济学既是作为人口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也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更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抓手。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存续并非其“韧性”的表征,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而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继续盛行。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新自由主义在危机中的存续,并分析其与生命政治的交织关系。通过对福柯思想的综述以及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的关系的探讨,我们将揭示新自由主义存续的真正原因,并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展望。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回顾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中的存续情况,然后介绍研究目的和方法,为后续的讨论打下基础。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将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国际溯源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二、福柯的“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
A. 福柯的思想综述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福柯在20世纪后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权力、知识和治理的理论,其中包括“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重要概念。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不再仅仅是通过压制和惩罚来实现控制,而是通过生命的调控和管理来实现。他将这种新的权力形式称为“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强调对个体的生命和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对生命的规范化和规训,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现代权力的一种新形式,它与传统的主权和压制的权力形式有着根本的不同。
B. 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福柯同时也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市场自由和个人自由,强调政府的最小干预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与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政治有着一定的联系。
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概念,而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与生命政治有着共同的根源,即作为治理术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是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发展的基础。
福柯认为,政治经济学既是作为人口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也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政治经济学扮演着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重要角色。它既保证了个体的自由,又确保了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因此,福柯的观点认为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治理理念。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生命政治的延伸和实践,通过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总结起来,福柯的思想强调了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交织融合的治理理念。生命政治提供了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基础,而新自由主义则是生命政治的一种实践方式。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在危机中的存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三、政治经济学与生命政治的交织
A. 政治经济学作为生命政治的基础
福柯在《生命的诞生》中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对于生命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人口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和资源配置的方式,而这些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
福柯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博弈,更是关于权力的运行和社会秩序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对于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起着重要作用。政治经济学通过制定法律、规章和政策,规范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此,政治经济学为生命政治的实施提供了基础。
B. 政治经济学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质料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强调市场的自由和个体的自主选择。然而,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需要政治经济学来支撑和实施。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政治经济学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和调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升。政治经济学研究市场的规律和机制,分析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同时,政治经济学也关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思考。
C. 政治经济学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作用
福柯认为,自由与安全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治理面临着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在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经济学通过制度和规则的设计,平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经济学通过保护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市场的竞争机制,实现了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通过监管和管理,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政治经济学在自由和安全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提供了解决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抓手。
总结起来,政治经济学是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交织之处。政治经济学作为生命政治的基础,为生命政治的实施提供了土壤;政治经济学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质料,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政治经济学通过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平衡了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存续和发展是必然的,而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韧性表现。四、新自由主义的存续与韧性
A. 新自由主义的存续并非韧性的表征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近30年来金融危机的祸端,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未在危机中消亡,反而在盎格鲁国家及其追随国继续盛行。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其具有所谓的“韧性”。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存续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新自由主义国家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定义了自由机制,而不是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悖论,而是通过牺牲某些安全方面的权益来追求自由。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存续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来增强其霸权地位和利益增殖。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市场自由化和国家干预的减少,这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要求相契合。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实现了市场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和一体化。
B.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利己主义与人口安全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存续与其利己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国家追求的是经济上的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利己主义的追求往往忽视了人口安全的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市场自由化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这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然而,新自由主义国家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人口安全。他们忽视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这使得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存续下来。
C. 全球化资本主义对生命政治的依赖
虽然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存续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政治的作用被完全忽视。事实上,全球化资本主义对生命政治的依赖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得到了体现。
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生命政治来维护其统治和利益的稳定。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治理理念,通过控制和管理人口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生命政治的作用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全和控制社会风险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依赖生命政治来处理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通过控制和管理人口,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而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字数:2143】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米歇尔·福柯晚年阐发的“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两大概念的探究,对新自由主义在危机中的存续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福柯的观点,我们发现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交织融合的治理理念。政治经济学既是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基础,也是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重要手段。
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存续进行分析时,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存在并非其韧性的体现,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而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继续盛行。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存续并非没有问题。在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祸端暴露无遗,其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性贡献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应该不仅仅关注其存续的原因,还应该关注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危机的有效机制。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在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上的实际应用。此外,还可以研究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以及其对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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