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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由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通过研究经济社会中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框架。他修正了曾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出的假设——制度是有效率的；并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探讨了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

1.前提假设

按照新古典模型的假设，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性，人们得作出反映他们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选择，也就是说，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但是，对于无处不在的“搭便车”行为，或者某些利他行为，以及在解释社会稳定性方面，新古典理论却无能为力。由此，诺斯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2.理论框架

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2.1国家理论

既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政府的源头，主要出自两种约束：竞争约束——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交易费用约束——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而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这两种约束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及其扩散）。

2.2产权理论

诺斯研究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演进，认为西方世界近200 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的制度，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下降，鼓励了商品生产和智力的投资。

2.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种节约机制，它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它与人们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出现有悖于人们理性的持续的变化或影响人们幸福的根本性变化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它促使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方式行事。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资源配置为意识形态决定决策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契机。

3.理论应用

诺斯将以上理论模型用于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考察了西方经济的长期结构变迁中所经历的两次经济革命。

3.1第一次经济革命

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相对稀缺性，排他性的共有产权的建立使群落努力提高资源基数生产力，促使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从狩猎采集业转到了定居农业。这种转变为人类带来了基本均衡的激励机制的变迁——对所有者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直接刺激。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制度的变迁呢？按照诺斯的说法，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主要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谓相对价格的变化，是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等。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同时，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理想、风尚、信念和意识形态等，从而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以使之合理化。但诺斯认为并不是只要存在制度变迁的诱因就一定会导致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用制度均衡的概念和原理来解释的。所谓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所有当事人的谈判能力给定的条件下，没有人能够通过改变现有制度而获得好处。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制度便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不过，说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并不是说在现存制度下，人人对制度都是满意的，而只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为改变制度所须付出的成本大于其预期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没有人愿意去致力于制度的变革。而只有当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人们致力于变革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从而制度才会发生变迁。作者在论述古代经济、封建经济以及近代欧洲经济结构与变迁时始终贯穿以上思想。

在两次经济革命当中，诺斯特别突出论述了产业革命（1750—1830）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一场渐进的、累积性的革命，以致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竟忽视了这一过程的存在。产业革命经历了下面这一系列变革：

较充分界定的产权

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

市场规模的扩大

更高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增加交易费用

组织的变迁

降低交易费用

创新收益率提高，创新成本降低

第二次经济革命

同时，他还强调有效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对新的组织形式生存的意义——产业革命是以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为特征的。

3.2第二次经济革命

第二次经济革命是一场科学和技术的真正技术革命，导致新知识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实现这些技术潜力所必需的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法则的提出、基础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的结合、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产生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关键。大规模非人格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诞生是实现第二次经济革命生产潜力的基本前提，但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异化，这致使利益集团参与对国家的控制，以图改变他们的交换条件。

4.结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现存的考核技术、执行费用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都被纳入规则制定的考虑中。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得之于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正是宪法与相互关联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结合，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使其变迁减慢。

资本存量因知识的变化而变化，并通过许多途径诱导制度的变迁。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制度体系越不稳定——资本存量的变化提高了选民的地位。知识存量的积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使第二次经济革命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的差异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冲突的另一个基础。

在分工收益和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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