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简史 -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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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概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学的发展为我们留下了无数丰富灿烂的优秀作品,建造起一座人类赖以栖居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现在能看到的最早中国文学作品是远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它们先是以口头方式流传,有了文字以后才被记录下来。其中“女娲造人”和“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一般认为是5000年前我国原始社会后期母系社会和伏羲氏族公社时期的产物。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间,共收录305首诗,主要分为“风”“雅”“颂”。其中“风”160首,是采自周王某某京都以外15个国家的民歌。“雅”(雅即正,指朝廷正乐)105首,是周代京都地区的民歌和士大夫作品。

雅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的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还有“颂”40首,是当时朝廷祭祀朝拜时用的乐某某。

《诗经》的主要艺术表现方法为赋、比、兴。所谓赋,就是铺陈描述、直接描写的意思;比就是比喻、打比方;兴就是触物兴词,即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也成为中国诗歌长河中的经典开头。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叙事生动、描绘形象、语言各有千秋而经验深刻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叙事散文成熟的同时,社会上通晓某一方面知识的“士”们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奔走游说,周游列国,寻找可以接受自己主张的国君或诸侯。他们或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依附豪门,为诸侯在政治外交上献计献策,从而形成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局面,留下了各具特色的诸子散文。

如《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它们是社会上各门各派的思想学者阐述自己对自然和社会不同观点的哲理性著述,不但有思想上的深广度,而且说理生动,文采斐然,个性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战国中期,楚国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战国后期,楚国由盛而衰,在外见欺于某某,在内贵族之间相互倾轧,政治黑暗。身为贵族、关心国家命运而才华横溢的屈原却为腐朽的统治者所不容,被流放民间。

面对祖国一天天被秦某某吞灭,痛苦万分的诗人创作出人类历史上的诗歌奇葩——《楚辞》。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开创了我国诗歌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并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新型的体裁——骚体。

诗中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光照千古,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更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这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又一座诗歌丰碑。从此,“风骚”并举,构筑起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

屈原之后,烽烟弥漫的战国纷争局面为秦始皇终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某某。秦朝焚书坑儒,文化专制,时间短暂,文学荒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面统一强盛的朝代。国家的空前统一和经济的发展繁荣,既产生了全面总结历史文化的需要,也为这种总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于是《史记》应运而生。

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写史,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代后期的班固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史传散文的经典之作。

汉代的论理散文和记事散文也较为突出。论理散文是由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汉初贾谊和晁错成就最显著。记事散文主要记述历史故事,以刘向的《世说》《说苑》《列女传》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汉赋。汉赋侧重于状物叙事,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某某唱,只适宜朗诵。从战国后期开始的骚赋,到汉武帝以后的大赋,再到汉末的小赋,汉代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是写赋高手。司马某某、扬雄、班固和张衡被称作“汉赋四大家”,其中又以司马某某最为有名。

汉代诗歌在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和以六言为主的《楚辞》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五言诗大量出现。汉代诗歌包括汉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作品以《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汉乐府民歌是在汉武帝重视制礼作乐的背景下繁荣起来的。

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常用人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多用比兴,语言朴素生动。而在它影响下产生的文人诗则以抒情为主,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语言“几乎一字千金”,标志着我国五言诗开始走向成熟。

自汉末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到隋文帝杨坚统一前的400年间,中国历史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人们的思想突破儒学框架活跃起来,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文学开始走向独立与自觉。虽然此时的文学中总体上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但仍然对中国文学走向艺术成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诗歌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从以曹操为首的建安诗人,经阮某某、左思、陶渊明,到沈某某、庾信,文人五言诗在汉代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逐渐由五言古体向五言律诗转化。

另外,在曹某某、鲍某某等人的作品中,七言诗也开始崭露头角。随着“建安风骨”“四声八病”、山水诗、田园诗等的出现,诗人们正在从理论到实践上为诗歌的繁荣——唐诗做准备。

此外,以《西洲曲》和《木某某》为代表的南北朝乐府民歌,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而风格迥异,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财富,并为唐诗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思想和形式。

与汉代散文相比,这一时期叙事、言情的书信和记叙山川景胜的文章兴盛,各种文体骈俪化成为时代潮流。士族文人创作时追求形式美,写文章重辞彩、用典故,句子骈偶化,齐代以后又讲声律,于是骈文出现了。

它在东汉辞赋的基础上产生,魏晋时形成,盛行于南北朝。后经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其统治地位才为古文所取代。

重要的作品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某某的《与吴质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密的《陈某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鲍某某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邱迟的《与陈伯之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其中《陈某某》和《与陈伯之书》都是尤为优秀的骈文。

辞赋这时已成为多数作家轻车熟路驾驭的文体,且有了新的特点。汉末兴起的抒情和咏物小赋取代大赋成为赋的主体,赋的抒情成分和个性色彩越来越明显,古赋逐渐变为俳赋。主要作品有曹植的《洛神赋》、祢衡的《鹦鹉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在史传文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搜神记逸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后者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这些小说虽不是作者有意虚构形成的,但它们在题材、技法、数量上为中国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专门收录文学作品的《昭明文选》,而大量文学理论著作,如《典论·论文》《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的出现,不但总结了我国悠久而发达的文学历史,也为后来文学的发展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除了存诗120多首外,其散文名篇《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及三篇辞赋《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都是千古绝唱。当然,作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陶渊明最著名的还是他的田园诗。这些作品“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的统一,结束了中国约400年的南北分离。隋朝的昙花一现,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学发展的高潮。在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治开明、儒道佛三教并重、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加之政府重视文化,实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文学继往开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诗歌在唐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无论在体裁上,包括古体、新兴的近体,词,还是在作家作品的数量、质量上,五言、七言、杂言以及各种题材、形式、风格的作品,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些甚至是空前绝后的。

唐诗的发展大致分为初、盛、中、晚唐四个时期。初唐100年左右是唐诗走向繁荣前的一个准备、过渡期,“初唐四杰”、刘某某、陈子昂和张某某是这个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家。安史之乱结束前的玄宗时代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以及李白、杜甫等一批杰出诗人的出现,标明诗歌进入了全盛的发展时代。

一大批诗人如贺某某、王之涣、王昌龄、孟某某、高适、岑参、李白、王维、杜甫等掷地有声的名字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永不泯灭的痕迹。安史之乱结束后的60多年时间为中唐,诗歌在动乱之后进行社会反思,在改革中重新呈现出生机,原来的积极浪漫主义代之以对现实的冷静观察与深刻思考。

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政治讽刺诗,追求奇崛险怪的韩愈和孟郊,以及浪漫瑰奇、独树一帜的李某某等人和派别涌向诗坛,以其庞大的群体数量,向人们展示了唐诗第二个高潮的到来。唐朝灭亡前的70年间为晚唐,伴随着唐代的衰亡,诗人们大多陷入了深深的哀伤、颓废,有成就的大家很少。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的诗人。

古文是唐代文学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在骈文盛行文坛已久的形势下,中唐的韩愈和柳宗元等发动了针对社会思想文化改革的古文运动。他们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古代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促使散文重新占领文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代欧阳修等人发动了新的诗文革新运动,彻底奠定了中国古文发展的基础。

在唐诗走向成熟的时候,民间又产生了新的诗歌形式——曲子词。它在中唐前后被一些诗人学习掌握,到晚唐时文人依声填词已成风气,并出现了温某某为代表的婉约大家,标志着词的创作已近成熟。至此,词已经成为一种与诗并行的独立文学样式。

小说在唐代取得了重大进步。初唐的小说虽然还未摆脱以往志怪小说的影响,但故事情节和篇幅等已有明显突破。至中唐,大量传祺出现,“叙事宛转,文辞华某某,与六朝之粗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某某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代十国是一个战乱时代,也是中国词发展的重要时期。西蜀和南唐两个政权因偏于一隅而维持着短暂的安定局面,并在晚唐词风的影响下形成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的繁荣。特别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成为千古绝唱。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宋代的城市经济和文化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但是政治和军事一直软弱无力。内有党争不断,外受辽、金及后来蒙、元的欺压,最终北宋因金某某,南宋为元所灭。宋代文学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爱国主义精神高扬,议理色彩突出,受市民欢迎的词、曲和小说话本等文艺形式发展迅速。

词至宋代发展到极致,是宋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晚唐五代形成的浮艳词风虽然继续在宋代词坛上风行,但随着范仲淹、柳永、苏轼等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北宋中叶发生了改变——所谓“宋词至柳永一变,至苏轼再变”,豪放旷达的词风对传统的婉约词风形成了巨大冲击,词的地位、形式、风格和影响等更加全面。苏轼之后的秦观、周邦彦和李清照等,都是婉约词中的大家,而南宋中叶的辛弃疾则发扬苏轼词的慷慨激扬之风,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功能。南宋后期的姜某某、吴某某等人追求典雅工丽,讲究字句格律,形成了格律词派,但宋词至此已走向穷途末路。

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宋代散文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进一步摆脱骈文的约束,建立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范式,成为后来散文家学习的典范。

一般说来,宋代散文“长于议论而欠弘丽”,更加通俗、流畅、实用。而宋代诗歌在唐诗已登峰造极的情况下,独辟蹊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追求理趣,笔调瘦硬,虽然不及唐诗,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代诗人作品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江西诗派”,成就最大的诗人当推陆游。

通俗文学在宋代有了长足发展。除了词外,讲唱文艺“说话”广泛进入市民生活,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话本”小说成为后来通俗白话小说的滥觞。同时代的北方辽金文学虽然不及两宋,但《西厢记诸宫调》这样的戏曲作品,显然对后来元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而金代作家元好问的诗词,也可以与两宋作家相媲美。

依靠强悍的武力,蒙古族快速建立了元朝,于某某1279年灭宋统一中国。虽然国势强大,但元帝国的统治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民族和阶级压迫基础之上,加之科举制度长期废止,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九儒十丐”,因而元代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诗词文赋少有突破创新,而通俗易懂的戏曲却蓬勃发展起来。

元代文学的主流是元曲,包括杂剧和随之产生的散曲。其中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是在历代歌舞、讲唱、杂戏等各种表演艺术长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元代前期主要流行由金代院本和诸宫调演变而来的、以北方唱腔为基础的杂剧,中心由大都逐渐推向杭州,主要作家关汉卿、王某某、马致远和郑某某,有“元曲四大家”之称。

元代中期以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由宋代流传下来的南方戏曲(简称南戏,也叫温州杂剧),吸收了北方杂剧的一些优点而重新兴盛起来,势头迅速盖过北方杂剧,到元末时已臻于成熟。代表作为四大传祺,即《荆某某》《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高明的《琵琶记》。

散曲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某某唱的诗歌新体式。由于词在宋代日趋典雅并过于格律化,越来越不适合伶工艺人演唱,于是在民间俚曲小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散曲乘势崛起,并借助戏剧的力量,迅速成为诗歌发展中的后起之秀。元代散曲作家众多,有名可考的有200多人,作品现存小令3800多首,套数400多套,著名的戏剧作家多有散曲作品留世。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取代元朝建立了明朝。276年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乘虚而入,镇压了农民起义,扑灭了反清复明武装,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某某,直到1911年为辛亥革命所推翻。

明清两代历时5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总结的时代。自宋代起,中国社会已开始由盛转衰,较为稳固的传统制度及意识逐渐松动、涣散,市民意识乃至资本主义思想萌芽并日趋活跃。元代开始,中国文学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诗文衰退,通俗的市民文学——戏曲、小说逐渐兴盛,“表现”文学观渐渐为“再现”文学观取代,叙事文学逐渐压过了抒情文学,口语逐渐取代文言。这种历史趋势到明清时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了挽回颓势,明清两代开始实行更加极端的中央集权制,皇帝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教育控制;另一方面实行特务统治,设立东厂、锦衣卫等,大搞党狱、文字狱,排除异己。在此形势下,明、清两代学术文化思想呈现两极分化: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文人紧跟时代脚步,保持清醒头脑,直面现实,书写真情,抨击时弊;一些迂腐文人则埋头于故纸堆,潜心做学问,其文学创作虽中规中矩,却少有闪光动人之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文学形式在明清时期都呈现出繁荣景象。

诗歌和散文作为古代的正统文学,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明初的刘某某、宋某某、高启等因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乱,作品内容充实,感慨深沉。随着明代统治加强而出现的“台某某”,统治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完全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其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真实感人。

明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前七子:李某某、何某某、徐某某、康某某、王某某、边某某、王廷相,后七子:李某某、王某某、谢某某、宗某某、梁某某、吴某某、徐某某)力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紧随其后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某某、袁某某、袁中道三兄弟)、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某某、谭某某)则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明末东林党、〖JP〗复社等爱国社团成员如张博、陈某某、夏某某,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慷慨悲歌,以情感人。由明某某,以黄宗羲、顾某某、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遗民诗人坚持反清抗清,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和王某某等人则在为清政权服务之后成为文坛统治者,其成就各异,像王某某力倡“神韵”,主盟诗坛数十年。

雍正以后的清中叶文坛上,活跃着格调(沈某某)、肌理(翁方某某)、性灵(袁某某)三大诗歌派别;此外,赵翼和郑板桥的诗也很有特色。“桐城派”古文风靡天下,以汪某某代表的作家也使骈文呈现出“中兴”局面。总之,明清两代诗歌散文作家作品众多,派别林立,当时影响也很大,但客观而论,真正有突破性成就的其实并不多。

此外,明清两代的词、曲作家作品也不少。明代的民歌被称为明代文学“一绝”。清代的词更呈现出复兴气象:“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和纳兰性德的词各具特色,有许多可取之处。

明代戏剧成就很大。杂剧虽已衰落,但在明代仍有大量作家作品,其中以徐渭的成就最大,代表作《四声猿》。明中叶以后,在元代南戏基础上形成的传祺剧迅速发展起来,不但出现了“吴江派”和“临川派”两个影响很大的创作派别,作品和理论研究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三大传祺”(梁某某《浣纱记》、李某某《宝剑记》、无名氏《鸣凤记》)和“四大声腔”(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纷纷出现,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轰动一时的传祺剧经典。

进入清代,无论是传祺、杂剧还是地方戏,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洪f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被称作“南洪北孔”,是清代传祺剧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清中叶后,杂剧和传祺衰落,各种地方戏却雨后春笋般兴起,“花某某”“乱弹”使戏曲艺术更加通俗、丰富,更具表现力。此外,以李渔的《闲情偶记》为代表的大量戏曲理论出现,为我国古代戏剧的研究和新戏剧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小说是明清两代最有特色、成就最大的文学形式。无论是传统的文言、短篇,还是新兴的白话和长篇,各种题材、形式的小说蓬勃发展,成为明清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首先是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不但宣告了中国白话长篇小说的诞生,而且和明中叶后出现的《西游记》《金瓶梅》一起,代表了明代长篇小说的题材特色。它们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

以它们为代表的各种长篇小说在明清两代层出不穷,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红楼梦》的出现,融各种文体于一身,汇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极致。传统的志怪、传祺等文言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清中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出现,不但在当时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学习、传播和模仿,《聊斋》更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这种传统小说形式推向了顶峰。另外,明中叶后,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白话短篇小说发展迅速,并在明末达到高潮,其代表作是所谓“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1840年以后的晚清社会和过去有了根本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枪炮和烟土将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历史进入近代。

近代文坛新旧交替、中外交融,文学在交汇中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反帝反封建成为进步文学的基本主题,文学政治色彩更为突出,而艺术性则显得不充足,形式更加通俗化。其间,龚自珍的诗文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是近代文学的开拓者,是近代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与他同时的魏源、林则徐以及太平天国的诗歌也很有特色。

甲午战争后,兴起了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诗界革命”“新文体运动”“小说界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等,从不同侧面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在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现了描写工农兵新人的小说,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后来出版的孙犁的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等,都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文学作品。国统区张爱玲的小说也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受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20世纪初刚刚诞生的话剧成为五四后中国现代戏剧的新宠。1921年5月开始,民众戏剧社、**_*社、南国社等先后成立,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现代话剧创作的作家,如欧阳某某、田汉、洪某某,以及后来的曹禺、夏衍、阳某某、陈某某等。

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其中《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作品,更标志着现代话剧的成熟。这期间,郭沫若的历史剧大放异彩,其中《三个叛逆的女性》成为中国现代历史话剧的奠基之作。20世纪40年代后,他的《堂棣之花》《屈原》等则显示了现代历史话剧的繁荣。在解放区,受到“二为”方针的指引,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极大欢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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