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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投资协定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本文的目的是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并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

国际投资协定的签订初衷是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然而，一些国家担心外国投资的不可预测性和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因此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他们会自愿放弃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法律保护。这种自愿放弃政策自主权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立法、监管和征税权力，从而保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反思国际投资协定对国家政策自主权的限制，并主张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有权利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加灵活的监管，并根据国家的发展需求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这种改革方向的出现反映了国际投资治理体系的演变和国家对自主权的追求。

然而，这种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改革的背后驱动因素尚未得到充分的系统性解释。本文关注的是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民粹主义政府常某某"反精英"的意识形态为核心，主张更多地保护国家利益和民众权益。因此，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更有可能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以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和要求。

为了验证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本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交互效应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结果。

通过研究民粹主义和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的关系，本文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这对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在面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国际投资环境时，了解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可以帮助国家制定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投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促进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国际投资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国家的投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二、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

A. 民粹主义政府的意识形态核心

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思潮，其核心观点是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民粹主义政府常常声称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反对精英阶层的统治。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特点使得民粹主义政府在国际投资政策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B. 民粹主义程度与国际投资协定监管空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往往倾向于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的监管空间。这种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粹主义政府倾向于通过重新谈判国际投资协定来扩大自己的监管空间。他们可能试图修改原有的协定条款，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这种重新谈判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一些投资者的权益受到限制，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监管空间。

其次，民粹主义政府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权益。他们可能会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进行限制，对外国投资的行业进行限制等。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东道国的监管空间。

第三，民粹主义政府可能试图通过退出国际投资协定来获得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一些民粹主义政府可能认为国际投资协定限制了他们制定和执行国内政策的能力，因此选择退出这些协定。这种退出行为也扩大了东道国的监管空间。

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和交互效应检验后得到验证。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同时，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实证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对于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方面需要更加谨慎和全面的考虑。三、实证分析方法

A.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利用1986-2017年的国际投资协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国际投资协定数据库以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选取了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协定涵盖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投资关系，具有代表性。通过对重新谈判的协定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观察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并与民粹主义程度进行关联分析。

B. 变量定义和测量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主要关注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和民粹主义程度两个变量。

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测量可以通过对协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可以从协定中提取出与东道国监管权力相关的条款，如国家政策干预的限制、投资保护的规定等。通过对这些条款的数量和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测量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

民粹主义程度的测量需要考虑多个指标。本文可以采用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得票率作为一个指标，来反映民粹主义程度的高低。此外，还可以考虑其他与民粹主义相关的指标，如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程度、反精英情绪的强弱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量和统计，可以得到民粹主义程度的具体数值。

C. 实证分析模型

为了探究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与民粹主义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可以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监管空间 = β0 β1民粹主义程度 控制变量 ε

其中，监管空间是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量，民粹主义程度是民粹主义程度的变量，β1代表了民粹主义程度对监管空间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国家治理能力、国际投资仲裁经历、缔约国税收等，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监管空间的因素。

通过对模型进行估计和分析，可以得出民粹主义程度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程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情况。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方法，本文可以揭示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与民粹主义程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关系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全球投资制度演变的政治环境，并为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提供政策启示。四、实证结果分析

A. 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与民粹主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具体来说，高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与更大的国家监管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发现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寻求更多的政策自主权，以满足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这一结果表明，民粹主义政府更倾向于通过重新谈判国际投资协定来扩大国家监管空间，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利益。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B. 交互效应检验结果的验证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交互效应检验，以探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是否存在替代效应。结果显示，这些因素与民粹主义倾向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替代效应。

具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都会减弱民粹主义倾向对国际投资协定监管空间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策手段，从而减少了对国际投资协定的依赖和对扩大监管空间的需求。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之间也存在替代效应。国际投资仲裁的经历使得国家在处理外国投资纠纷时更加谨慎和规范，从而减少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际投资协定监管空间的影响。

此外，缔约国税收的增加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对国际投资协定监管空间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增加税收会增加民粹主义政府对财政资源的需求，从而加强了其对国际投资协定的重视程度和对扩大监管空间的需求。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而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这些结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以及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和交互效应检验后得到了验证。

首先，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倾向于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的监管空间。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政府通常具有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他们倾向于通过扩大国家监管来保护国内产业和民众利益，以回应对外国投资的担忧。因此，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不能被忽视。

其次，本研究的结果也强调了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的重要性。国际投资协定的初衷和核心是保护外国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失去了政策自主权。相反，国家需要在保护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国内产业和民众的利益得到保护。因此，推动全球投资制度的演变需要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

最后，本研究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影响是由政治因素驱动的，特别是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因此，在研究和改革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环境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民粹主义程度。了解和分析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可以帮助制定更加合理和平衡的协定内容。

其次，国际投资协定需要更加注重保护国内产业和民众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外国投资。这可以通过在协定中加入一些灵活的条款和措施来实现，以确保国家在保护外国投资的同时，能够保护自身产业和民众利益。

最后，国际投资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更加注重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投资规则和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政治环境，以确保投资者和国家的权益得到平衡和保护。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研究民粹主义和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推动全球投资制度的演变。这对于维护全球投资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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