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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部分的真理 论民族志寓言03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04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目录背景简介05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

工作者与审讯者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08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09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10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PART 01背景简介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某某，曾在伦敦政治***和耶鲁大学任人类学访问教授。是《人类学的历史》、《美国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等期刊的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历史人类学、殖民地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1997)等。乔治·E.马库斯(George E. Marcus)，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赖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对精英群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与迈克尔·费希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和《不顾深浅地迈向民族志》(1998)《重读文化人类学》(主编，1992)等。关于编者本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1984年4月16-20日，十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八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文艺学家，会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Santa Fe）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这本书就是修改过的会议论文汇编而成的，1986年出版。《写文化》问世后，人类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反响都是巨大的。一些资深的人类学家对这本书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但事实是，它仍在20年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关于本书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

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力主要聚焦于“新奇”。第二个时代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来的“科学性”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这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开放，也逐渐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如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族志等。民族志的诗学：

是指通过关注由说话、吟诵、歌唱等方式所呈现出的谚语、谜语、 咒语、宣言等口耳之间的交流叙事，建立起的一整套跨学科的阐释框架。它的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于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当中加以考察，并认为世界范围内，每一种特定文化下的诗歌都有着其独特的结构和美学特点。民族志的政治学：

所谓 “政治学”，广义而言，是指对一定经济基础上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民族志的政治学”，或许是指寻求一种类似于从 “参与观察” 到 “观察参与”的转向，即采取一种鲜明的导向或影射，比如在研究计划中突出其道德目的与公共权力。民族志：

广义而言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性的 “参与观察”，即所谓的 “田野调查”; 第二，民族志者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文本的写作。部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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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志寓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詹姆斯·克利福德认为：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文学性”，远远超出了好的写作或独特的风格所能概括的。“文学”方法这个概念对于“人类学”这一学科来说，起了严重的误导作用。文学与虚构的话语与生俱来是不稳定的，这一话语不可救药地是比喻性的和多义的，它不断地被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但并非总是很成功。詹姆斯·克利福德在 《论民族志寓言》一文中提出要将民族志本身当成一种由有影响力的故事设计出情节的表演，并指出民族志写作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都具有寓言性，而这种寓言性必然导致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具有着文学性。1.寓言是用来教育或者说明的：就像在童话或者宗教故事中那样，故事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都有另一层含义。

2.借助诸如此类的故事表达思想。文化事实不是真实，文化寓言也不是错误。在人文科学里，事实与寓言的关系是一个斗争和制度规训的领域。

KEY WORD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民族志文本不可能摆脱寓言性，郑重地接受这一事实将改变它们可以被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民族志文本不仅仅是，或者说，不主要是，寓言。事实上，它们力图限制其“额外”意义的上演使额外的意义从属于类似的、参考的次要功能。亨里卡·库克利克—《努尔人》—政治寓言。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玛丽·路某某·普拉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民族志作品往往出奇地乏味。人们不停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么有趣的人，从事如此有趣的事，怎么写出这么无趣的书？他们该为此做些什么？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通常从属于客观性描述，但个人性叙述还是时常能被读到，或是在专门的个人叙述卷册中出现，或是残存地出现在书的篇头，为后面的叙述做铺垫。若要进行“糅合客观性和主观性实践这种极难处理的尝试”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修辞既非自然的，在很多情况下也非本学科内在的，然后才可能把自己解放出来，但并非通过摆脱修辞(这是不可能的)，而是选择适当的修辞和创造新的修辞(这是可能的)。（一）个人性叙述VS客观性描述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温森特·克拉潘某某（二）论民族志权威人类学家“权宜性”中立写作的声称与其实际的行为表现之间具有着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贯穿了民族志写作的始终。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以人类学家所处的现代话语体系强制性地囊括当地人的声音，从而在实际上绑架了当地人真实的生活与话语，即所谓的“话语权力”问题。民族志作者VS骗术师颠覆因素：作者的权威“两个悖论”三个例子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

雷某某·罗萨尔多（二）论民族志权威用谦逊的说法袒露自己对于努尔人的知识。（凡尔赛）笔在谁的手中。《努尔人》的引言揭示了调查者与权力统治情境的密切联系，但同时又努力否认权力与知识的联系。这位叙述者向他的读者暗示，他这位田野工作者从大多数人不可能熬下来的物质的和心理的环境中活出了头。KEY WORD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

斯蒂芬·A.泰勒为什么要有民族志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因为制造科学并由科学制造的世界已经失落。

科学要实现它的统治，就需要语言的“一致”，随着科学对于完善自我的要求，人们逐渐跳过了知觉这一步，远离实践，语言越来越成为一些抽象的概念。在这些抽象的概念环绕之中，科学看似在发展，在生产知识，但实际上却是在越来越快地生产暂时性知识，并且不断接受修正，这就使得它无法回归实践的具体世界，也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生产普遍知识。

同时由于政治和工业控制了游戏的方式以及资金，科学被架上了重重的枷锁，而价值的话语也沦为证明工作之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手段。

因此需要自由的声音而不是被资本、科学所统治的声音。后现代民族志希望实现的目标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民族学引起与常识世界的断裂，但这是为了再次确认常识世界，并将所有人带回到常识世界，但科学却是通过贬低和篡改常识世界来实现其不现实的追求——永恒和普适。

后现代民族志在一个相同的表现语境中将常识现实陌生化，从碎片中唤起一种幻想的整体，然后将参与者带回到常识世界——变形的、更新的、神圣化的常识世界。

如何去实现上述目标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后现代民族志认为对话高于独白，“话语”高于“文本”，拒绝“观察者-被观察”的意识形态。最好是将民族志的语境理解为协力创造故事的语境，理想形式是产生出一个多声部的文本。所有的文本化都“可能”是异化，但非参与性的文本“就是”异化，它控制了本土人的话语并偷走了本土人的声音。后现代民族志中没有谁拥有这种高于一切的唯一权利，力求唤起参与性现实的回音。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

塔拉勒·阿萨德什么是文化翻译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林哈特的论文“思维模式”可能是明确使用翻译概念来描绘社会人类学的中心任务的最早的范例之一：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原本就存在于异邦语言中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始思维可以用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思维的一致性清楚地再现出来。从盖尔纳切入，讨论文化翻译真正存在的问题KEY WORDKEY WORDKEY WORD他提出“适度功能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概念和信仰不孤立存在于文本里或个体的思想里，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因此在表达概念或者信仰之前，要先知道这些活动和制度。盖尔纳认为要先理解制度，再理解相关的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然后在进行人类学翻译，不能为了维护已经确立的谈论世界的说话方式，就在翻译的过程中按我们可以理解的意思去扭曲原本要表达的意思。从盖尔纳切入，讨论文化翻译真正存在的问题KEY WORDKEY WORDKEY WORD盖尔纳的“概念与社会”一文。这篇文章关注功能主义人类学家解释和翻译异国社会的话语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是：当代人类学家主张在社会情境中解释异国的观念和信仰，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那些明显荒谬的话语被赋予可以接受的意义，虽然在解释的过程中，情境理解法总体上是对的，但是与之相伴的“过度仁慈”（因为用一些“坏的”句子去翻译异文化会使得人类学家自己仿佛高高在上，所以焦虑的人类学家更加灵活和仔细地用情境的方法来重新解释最初的句子，以做一个“好的”翻译）却不对。

总的来说盖尔纳一直说的不要过度仁慈是有问题的，翻译正确与否不是两组句子进行抽象匹配，也不是由仁慈与否的态度，而是要处理一种根植于生活模式中的社会实践。民族志是什么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民族志既不是寻求普遍性知识的一部分，也不是人类压迫/解放的工具，更不仅仅是与科学政.和治话语模式相等同的另一种话语模式，而是一种超级话语。民族志作者希望可以跳脱出科学与政治话语对他们进行审视，来发现这些话语的意义和正当性。什么是好的翻译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好的翻译都试图用译者自己的语言再生产异域话语的结构，但是会受到文本的体裁、译者的语言资源以及译者和他读者的兴趣的影响，因此将译文建立在特定的语言上并且针对一套特定的实践、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才能成为成功的翻译。

好的译者在传达一种异域话语的意义中出现不寻常的困难时不会立刻认为是异域话语的缺点，而是会对自己的语言的正常状态进行批判性检验。但打破并重塑自己的语言很难做到。翻译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KEY WORDKEY WORDKEY WORD相比研究者，被研究者的语言比较弱势，两方相比，后者更容易屈从于翻译过程中的强制性转换。而且强势国家的知识是人们渴望知道的，于是就有很多英语法语专著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语言逐渐影响其他国家，改变了他们的语言结构，这就是语言的权利或者说能力的不平等。翻译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KEY WORDKEY WORDKEY WORD但事实上还是存在不平等，因为首先作为表述，它通常不可能受到原文化中的人们的驳斥，且它作为“科学的文本”，比民间的记忆有更大的力量来塑造、革新自我和制度，甚至构建民间的记忆。“文化翻译”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陷入权力中，而民族志作者的权力是揭开从属社会的隐含意义。因此，现在要提出的问题就不应该再是相对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严厉的还是仁慈的，而是权力如何进入到“文化翻译”的过程中。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乔治·E.马库斯讨论内容KEY WORDKEY WORDKEY WORD这篇文章要探讨的是民族志的写作惯例和民族志的权威姿态在单个文本中是如何与宏大社理.会论分析目标融合在一起的。民族志确实展示了重大事件和更大体系对通常被描述成受害者的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但很少回答这类事件的起因，或者其构成。两种文本构建的方式KEY WORDKEY WORDKEY WORD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从经验上理解现代社会，即通过体验与身边的各种关系的鲜活接触来进行解释已经不可能，因此出现了一种形式危机，因此要勇于实验，展开更为广泛的理论讨论。

鉴于民族志对象都处于更大的体系背景，现实主义民族志有两种文本构建的方式。一种是多点民族志，另一种是策略性地选点。以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为例。威利斯的文本建构定义像熔炉一样，把宏大背景与对地方生活的再现结合在一起。这种修辞性地、具有自觉意识地对民族志对象的选定与限制可以被看做一种对理想的、但更不易把握的多点体系民族志在实践上的简化。威利斯的文本构建方式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威利斯关于学校背景下的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研究属于第二种模式，即策略性选点的民族志。威利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写作的民族志，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于一个作为民族志对象的、经详尽考察过的地点。因为读者一方被假定为熟悉或至少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因此只需要将定点民族志指向或指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题，也就基本完成了对更广阔秩序的再现工作。威利斯得出的结论与做出的贡献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文化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生成的；被压迫者看似进行了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是帮助生产了结构。

威利斯将批判的责任转交给了那些被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的人，这样做可以使文化批评著作具有一种新的、有力的真实性。

威利斯希望能展示，工人阶级能平等和有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些小伙子体现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洞见，但这些洞见是以一种带有立场的(engaged)扭曲的方式体现的，而民族志作者能将其记录下来。威利斯的问题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威利斯一直回避讨论他是怎样完成这样一个循环过程的，即他如何从一个如此小的样本、从他对中产阶级和那些驯服的工人阶级孩子对学校的其他不同反应的认识而作出这种普遍性的推论；他也同样没有讨论他对那些叛逆的描述对象的处理是否存在“过度社会化”的危险，也就是把他们看作纯粹的文化形式的产物，并由此最终成为威利斯进行分析的抽象焦点。威利斯的问题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威利斯将民族志与分析部分截然分开，将民族志部分作为其支持背景，暗示出这种分析并不真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种中介，其表述的内容已包含在关于那些小伙子的民族志描述中，而这种描述被耐人寻味地视为对谈话的逐字逐句的记录。

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再现根本不是威利斯的首要目标；相反，威利斯是要通过他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再现为他的理论阐述服务。另外两种混合体裁文本和书写民族志的趋势KEY WORDKEY WORDKEY WORD第一种，民族志再现的惯例被置于背景性的、边缘化的地位或者是从属于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之目标的需要；

第二种，民族志再现即使不是一切，也是文本的中心，而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虽然也进入了文本但是通过唤起而非真实再现的方式而被微妙地置于背景的位置。

现在的趋势更多的不是要去兑现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整体主义承诺，当民族志作者在对重大事件及其所包含的宏大经济政治学体系进行讨论时，民族志本身在文本构建中就从中心地位转为了一个漫游者的角色，对其对象的行动隐含着何种全球性意义不做任何定论。。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

迈克尔·M.J.费希尔族群归属KEY WORDKEY WORDKEY WORD族群归属不是简单地一代传一代，被教，被学。它是动态的，即使没有有意识地教它，它也可能是有力的。（例子：玛丽塔·戈尔登回忆起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时候她正在高.上中：金死了之后，XX区高中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之间逐渐升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少数族群自传KEY WORDKEY WORDKEY WORD少数族群自传和自传体小说也许也可以成为探索20世纪晚期多元化的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形式。

费希尔并置了自传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KEY WORDKEY WORD推动他们用文学模式对民族志进行解读的最大动力来自他们作为活跃的协作者和研究者所处的困境：人类学民族志实践传统的训练和1960年代以来逐渐加强的对其传统手法提出的种种批评。

为什么文本化会有今天的这种形式，可能是受职业生涯的发展影响，博士学位获取需要学者们遵循这样一套规范去进行书写。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会尝试新的文本形式来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但是其差异性和样式一直是模糊的，而且是未经检验的，本次研讨会的工作就是拆除狭隘的框架，通过对民族志的各种术语的批评和对典范的民族志作品进行另类的解读，揭示以往民族志写作中的多种可能性，从而使它切合于当前的实验精神。KEY WORDKEY WORDKEY WORD这篇文章要探讨的是民族志的写作惯例和民族志的权威姿态在单个文本中是如何与宏大社理.会论分析目标融合在一起的。民族志确实展示了重大事件和更大体系对通常被描述成受害者的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但很少回答这类事件的起因，或者其构成。THANKS[文章尾部最后500字内容到此结束,中间部分内容请查看底下的图片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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