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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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质
中国汉传佛教于隋唐臻于全盛，八宗XX，高僧如林，理论高度成熟，创造了俗讲、变文等讲经方式和义邑、法社、香火社、莲社等团体机构，无尽藏院、无遮大会、悲田院、悲田养病坊等慈善设施。唐末以来，佛教向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渗透，促成了宋明新儒学和宋元新道教的孕生。今日远不如也。
在不断适应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进程中，在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宗法性封建社会和儒释道三教鼎立共轭的文化结构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表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质，其主要有：
（一）教义高度华某某、成熟化。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通过判教、诠释、立宗，对全体佛学进行了总结、整理、概括、发挥，表现出吞吐印度佛学的恢宏气度。XX、华严二宗的‘一念三千’、‘一心四法界十玄门’等理论，将印度大乘佛经中蕴含的圆妙哲理发挥臻于圆极，造佛教哲学之巅峰。禅宗、净土宗以简易切实的履践之道，高度浓缩了佛学精华，适应了国民心态，二宗互补，成为中唐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藏传宁玛派、格鲁派等总结全体佛学的智慧，不在汉传佛学之下。
（二）在多元共轭文化结构中固定了角色。由于世俗的伦理教化主要由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来承担，养生炼体主要由道教来担负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封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仰，直到如今，在寺庙进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中，多数人怀抱的还是求菩萨保佑满足世俗愿求的低层次信仰。明清以来，僧尼的职事更多趋向于应民间要求赶经忏做道场，超生度死。佛教融入中国传统的多神崇祀，在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被比受三皈五戒的正式佛教徒多得多的广大民众所信仰的同时，也降低了文化品位，容易被无神论者目为迷信。
（三）以高僧为中心的传布。高僧以其超尘离俗、刻苦精进的人格楷模和智慧、德行或神通吸引信众，成为信众的精神导师，佛教的代表。一个高僧门下往往有成千上万乃至数十百万的信徒崇拜，更多的庸僧、‘粥饭僧’则实际充任庙祝巫觋的角色，以管理寺庙香火、做法事送终度亡为职事。僧团以封建庄园式的寺庙农业经济为主要生存基础，以信徒供养、香火经忏及农耕等收入为辅。
（四）教权始终在王权统治之下。僧尼剃度、寺庙修建乃至大型法会等教务，由政府设立的监福曹、昭玄寺、崇玄使、左右街功德使、宣政院、善世院、僧某某等机构管理，传教被严格控制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使佛教的传布，对统治者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兴衰系之于国主对佛教的好恶。由帝王之不好佛、反佛而酿成‘三武一宗’破灭佛教的‘法难’便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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