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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和文化自信征文,四个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对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大凡行为主体都有 一定的文化, 也都有预定的行为目标。当一个行为主体求实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说要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拥有的文化是先进的,是世间罕有的好东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那么,我们党和人民拥有哪些文化呢?一种 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有益文化:一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但在发挥效能时,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 而是统一于 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之中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党和人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XX王刘某某的话,意思是说刘某某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 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01页)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 “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 中国化就是一” 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 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 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XX”“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某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XX”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 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 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 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某某,请九世班禅在*_**时轮金刚法会, 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 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 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 -种是 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 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 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 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
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仅以革命时期为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充满辩证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实践中的融合, 孕育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著作。这充分表明,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成竹在胸,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自从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化的复兴。我们应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让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充满民族智慧的红色文化在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中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让我国的国际示范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成为榜样并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宜告: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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