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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一直是一个难题。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尚未摆脱“客观化”标签。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以规限，导致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功能性混同，出现了某种“规范偏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提出了降格适用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以形式叙事为主线建构“证据链”的应对策略。然而，这种应对策略存在一定的主观风险与体制责任。为校正实务对规范的偏移，解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难题，有必要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首先，将介绍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困境，包括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和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的规限难题。其次，将探讨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包括证明标准条款的规范偏移现象以及实务部门的应对策略。然后，将分析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危险与误用，包括客观证明充足事实心证的主观判断和缺乏心证约束机制导致的误用经验推定。最后，将提出校正实务对规范的偏移的思路与方法，包括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和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对于提升刑事司法实践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困境

A. 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即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任务是尽力还原案件中的客观事实，并依据这些客观事实作出判断。这种诉讼认识论使得刑事证明标准更加注重客观证据的存在与可信性，而对于法官的主观心理状态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B. 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的规限难题

由于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很难被规定或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出现了困扰刑事司法的问题。法官的内心确信是一种主观感受，很难被外界规范或监督。然而，由于刑事司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因此对法官的内心确信需要进行一定的规限。

C. 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功能性混同

在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中，往往出现了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功能性混同的问题。证据裁判活动是指法官根据案件的证据进行分析、评估和推理，以确定案件中的事实。而法官事实心证是指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的主观感受。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以规限，往往导致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功能性混同，从而影响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因此，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面临着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刑事证明标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三、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

A. 证明标准条款的规范偏移现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140条规定了证明标准，要求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进行裁判，并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认定。然而，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某种“规范偏移”，即证明标准条款的适用存在着问题。

B. 降格适用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的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证明标准的规范偏移，实务部门采取了降格适用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的策略。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更加注重形式叙事，将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作为主线来建构“证据链”，以此来满足证明标准的要求。

C. 以形式叙事为主线建构“证据链”的实务部门应对

在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通过形式叙事来建构“证据链”，即将证据链的构建作为判决的主要方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主观风险与体制责任，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容易陷入误用经验推定的危险。

实践部门采取以形式叙事为主线建构“证据链”的策略，主要是为了降低证据裁判活动的主观性，并确保证据能够满足证明标准的要求。然而，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仅仅注重形式叙事可能会忽视对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要求。

为了解决证明标准的规范偏移和主观性难题，需要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这意味着在进行裁判时，法官应当首先依据证据进行裁判，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事实的内心确信。在这个过程中，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应该被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以确保裁判的客观性。

四、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危险与误用

A. 客观证明充足事实心证的主观判断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以规限，导致了客观证明充足事实心证的主观判断的出现。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出现功能性混同，证明标准条款出现某种“规范偏移”。这种“规范偏移”表现为法官在评价证据时，过度依赖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忽视了客观证明的要求。

客观证明的要求是指在证据裁判活动中，法官应当依据证据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评价，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以规定，法官往往会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评价证据。这种主观判断往往是基于法官个人的经验、观感和直觉，缺乏客观证明的依据和约束。

B. 缺乏心证约束机制导致的误用经验推定

由于缺乏心证约束机制，法官在证明标准的裁判活动中，常常会误用经验推定。经验推定是指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常识，推断出某种事实的存在或发生。在刑事案件中，经验推定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但不能作为确定事实的唯一依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对心证的约束，法官往往会过度依赖经验推定，将其作为确定事实的主要依据。这种误用经验推定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客观证明的原则，也容易导致判决结果的不公正和错误。

为了解决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危险与误用问题，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确保证据裁判活动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首先，需要建立心证的约束机制，规定法官在评价证据时，应当遵循客观证明的要求，把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这意味着法官在评价证据时，不能过度依赖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应当依据证据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评价。

其次，需要加强对证据裁判活动的监督和审查。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法官的证据裁判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及时纠正和纠偏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偏差。

最后，需要加强法官的专业培训和素质提升。通过加强法官对证据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其对客观证明的要求和意识，减少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危险和误用。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规避主观风险与体制责任，确保证据裁判活动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解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难题，提高刑事司法实践的公正性和专业性。五、校正实务对规范的偏移的思路与方法

为了解决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规范偏移问题和主观性难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思路与方法。本文主张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并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

首先，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进行裁判，而不是以内心的主观确信程度为依据。具体而言，法官应该对证据进行全面、客观、严谨的分析和评估，将证据的可信度、可靠性和相关性作为主要考量因素，从而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初步认定。这样的裁判思维能够避免主观臆断和个人情感的干扰，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次，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的内心确信往往是基于经验推定和主观判断的结果，容易受到个人主观意识和经验误导的影响。为了避免主观判断的误用，应当建立心证约束机制，要求法官在形成内心确信之前，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并排除合理怀疑。只有在证据裁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心证才能被接受，否则应当予以排除。

此外，为了确保证据裁判活动的有效进行，还需要加强对证据的要求与程序的要求的适度降格。在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为了追求心证的高标准，常常忽视了对证据的要求和程序的要求，导致证据链的建构以形式叙事为主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应当适度降低对证据的要求和程序的要求，注重实质性的证明活动，强调证据的可信度和相关性，使证据链的建构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和案件本身的特点。

最后，为了增加裁判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还应当加强对证据裁判活动的监督与评估。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加强对法官裁判思维和证据评估能力的培训与考核，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裁判水平，确保刑事证明标准的正确应用和执行。

综上所述，为了规范刑事证明标准的偏移问题，解决主观性难题，需要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并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同时，适度降低对证据和程序的要求，加强对证据裁判活动的监督与评估，以确保刑事司法实践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升刑事司法的质量和效率。六、结论

本文主要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规范偏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困境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尚未摆脱“客观化”标签。同时，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难以规限，导致了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功能性混同的现象。

在分析了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后，我们发现证明标准条款出现了某种规范偏移现象。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实务部门采取了降格适用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以形式叙事为主线建构“证据链”的策略。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明的危险与误用，即法院用客观证明充足事实心证的主观判断，却又因缺乏心证约束机制而陷入误用经验推定的危险。

为了校正实务对规范的偏移，解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难题，本文提出了建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的观点。这一思维方式将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的约束之中，从而规避主观风险与体制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证明标准的规范偏移问题，确保刑事司法实践与理论的健康发展。

然而，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偏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对一些细节和具体案例的分析不够深入。其次，本文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时，没有进行具体的操作性探讨，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论性和可行性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于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偏移问题，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寻找更加具体和实用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同时，可以将本文的研究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以丰富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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