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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

?王某某 郑某某?

进入21世纪以来,开发扶贫已日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工作重心任务。开发式扶贫(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Relief)通常也被称之为是“产业扶贫(IndustrialPoverty Alleviation)”,主要取决于它是以发展和扶持贫困区域的特色产业为手段,因此而得名。产业扶贫的具体目标是大力扶持地方特色产业,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区域人口脱贫致富,其具备的“开放式+造血式”的帮扶模式对于改进欠发达区域的“久扶不脱贫”困境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1]。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强烈号召和要求之下,国内部分地区可谓真正享受到了“授之以渔”的产业扶贫政策实惠,比如湖XX化县以黑茶产业为轴,广泛吸纳贫困农户,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1993年底的65.3万人减少至2014年的13.38万人。由此可见,产业扶贫是当前让更多贫困地区民众摆脱穷苦生活,逐步走向富裕的重要抓手。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21世纪初国内学界和社会界对产业扶贫问题逐步引起了重视,学者们从产业扶贫的运行机理、个案分析、模式总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并且近两年的党政报刊也广泛报道了各地产业扶贫的具体实践举措等,这使得产业扶贫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然而,21世纪以来国内围绕产业扶贫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哪些进展?研究热点包括哪些内容?现有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未来的研究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目前亟待进行梳理,以便为当前和今后产业扶贫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及实践推进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鉴于此,本文以2000—2015年国内CNKI数据库收录的1 982篇产业扶贫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分析方法,重点对国内近十五年来产业扶贫研究的现状、演进历程、热点主题等进行分析探讨,同时借助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 III软件,绘制产业扶贫研究的演进图谱和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以全面展现产业扶贫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描绘演进脉络的基础上,进而识别研究的热点主题。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中的期刊论文库,以“产业扶贫”为检索主题,文献来源内别设为:期刊,文献检索年限设为:2000—2015年,检索条件为“精确”,以此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 176篇,操作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为了保证研究文献全部来自期刊论文,进一步通过剔除与研究主题明显不相关的会议通知、广告、会议讲话稿等无效文献后,最终获取有效文献1 982篇,这些文献共包含6 147个关键词,2 659位作者,并且涉及农业经济、政治学、公共管理、财税金融等多个学科,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把握当前产业扶贫研究的整体趋向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当前文献计量分析的主流方法: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作为文献计量学以及科学计量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构建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进行聚类整合,并且分析这些共同出现的关键词之间的疏密关系,从而探索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演变路径和演进趋势等[2-3]。目前科学计量学学科主要应用共词分析的原理来描绘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演进、前沿等科学知识图谱,将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实现清晰美观的可视化效果。本文运用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是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的陈某某教授开发研制的Cite Space软件,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该软件能够绘制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的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以方便地挖掘和探索某领域研究的现状、热点及未来趋势[4]。

2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现状总览

2.1产业扶贫研究的年度发文特征

图1描绘了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及整体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过去的十六年里,国内产业扶贫研究文献变化数量大致呈“L型”曲线态势,2000—2010年间,学者总体发文数量呈逐步增长趋势,但是每年度的增长变化数量差距不大,2010年的发文总量为92篇接近100篇的数量,是2000年的近5倍。但是,从2011年开始,截止到2015年末,产业扶贫研究文献出现“井喷式”增长趋势,除了2011和2012年之外,2013—2015年间各年度的发文数量几乎是成百篇的上涨,2015年发文数量暂时达到最高峰为546篇,是2011年数量的近5倍左右,是2000年发文量的近25倍多。2000—2015年产业扶贫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及变化趋势表明,我国产业扶贫从21世纪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政策和治理举措,这使得学界对产业扶贫的研究关注度也是随之上升的。2001—2010年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这个阶段的扶贫目标和具体任务,同时也出台了关键性的扶贫开发举措,这就使得这一时期学界围绕开发纲要重理.大论问题的研究出现炽热化状态,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在2011年底,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反贫困问题提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并且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和党政媒体等对产业扶贫相关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从而导致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

图1?产业扶贫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2000—2015年)Fig.1 Temporal distribution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PA(2000-2015)

2.2产业扶贫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表1是2000—2015年国内产业扶贫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5篇高被引文献从表中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献主要是2010年以来发表的研究成果,这与前文分析的论文发表数量变化趋势也是相一致的,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1)产业扶贫的基础理论研究,即主要探讨产业扶贫的概念、理念、意义与对策等,尤其是精准扶贫是当前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焦点;(2)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即针对不同区域的产业扶贫实践现状展开分析论证,总结相关经验;(3)产业扶贫的模式与机制研究,即着重探讨产业扶贫的各种运行模式及其保障机制。从表1列举的高被引文献中还可以看出,当前重点围绕不同区域展开的产业扶贫的实践路径、机制设计等应用基础型研究的数量较多,这也说明理论界正在积极回应“如何实施和推进产业扶贫”的现实问题。

3国内产业扶贫研究演进历程与趋势

3.1产业扶贫研究演进的四个阶段

表2反映了21世纪以来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经历的四个演进阶段。在不同发展时期,产业扶贫研究的内容要点也存在差异,表2也反映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多少和当时的研究要点。具体地,根据软件统计出的关键词词频高低以及出现的词频数量多少来探讨产业扶贫研究的各时段特点及演进趋向。

第一阶段:研究的初创期(2000—2003年)。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新出台,国内围绕产业扶贫的理论研究初见端倪,这一时期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较少,根据词频高低主要包括了:产业扶贫(76次,中心度0.95)、扶贫工作(28次,中心度0.45)、扶贫资金(21次,中心度0.55)、支柱产业(20次,中心度0.25)等。这反映出学界在这一时期主要基于当时国家出台的产业扶贫方针政策,重点探讨了产业扶贫工作的具体落实、产业扶贫的资金来源,以及发展支柱产业等议题。比如:蒋天文较早地提出政府生态购买概念,并论证其对解决生态环境和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要意义[5]。董某某、戴金发和乐志华、赵某某等提出了扶贫工作要做到解放思想、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因地制宜地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扶贫有效路径。任学文和邓某某等提出要立足区域资源优势,确立主导产业,扶持***,建立商品基地,辐射带动农户,走产业化扶贫开发道路[6]。

第二阶段:研究的探索期(2004—2007年)。这一时期与初创期相比而言,浮现出更多的高频关键词,并且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数量明显增多。这一时期呈现的高频关键词除了产业扶贫、扶贫资金、扶贫工作以外,还新增了移民扶贫(34次,中心度0.33)、劳动力转移(24次,中心度0.17)、农村建设(18次,中心度0.33)、开发式扶贫(14次,中心度0.11)等。这一时期政府的产业扶贫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建设新农村,努力探索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帮助贫困地区的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当地贫困农户建立联系,促进贫困地区的农户获取外部信息,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问题;(2)实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帮助贫困区培训劳动力,让农民经过培训后可以外出打工赚钱;(3)落实移民扶贫或异地安置扶贫,将生存条件极差的地区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迁移到其他地区发展。因而,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将产业扶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表1 2000—2015年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5篇文献Tab.1 Top 15 References withthe highest citation frequency from 2000 to 2015

第三阶段:研究的爆发期(2008—2011年)。这一时期产业扶贫关键词的圆环大小明显高于前两个研究阶段,围绕在产业扶贫的周围又出现了许多新增的高频关键词,并且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数量比起前一时期显得更加繁密。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将产业扶贫的理论研究推向了“炽热化”状态。这一时期新增的高频关键词包括雨露计划(24次,中心度0.12)、扶贫模式(19次,中心度0.03)、智力扶贫(16次,中心度0.18)、经济发展(15次,中心度0.06)等。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研究的探索期)都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重点推进和落实阶段,因此从表中呈现的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扶贫工作、扶贫资金、产业化扶贫、移民扶贫、劳动力转移、开发式扶贫在两个发展时期都是当前的重点议题,高频关键词出现了重复,只不过在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逐步转移到了扶贫模式、雨露计划、智力扶持等方面。“雨露计划”在这一研究阶段成为热点,是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大胆尝试,及对移民开发工作的探索创新,体现出了对当时移民扶贫和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深化。此外,随着扶贫实践工作的有序推进,扶贫方式由最初的财政资金扶持逐步向科技教育扶持方面逐步转化,并且面向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困区应该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扶贫举措,这也促使围绕智力扶贫和扶贫模式的理论研究上升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内容。

第四阶段:研究的深化期(2012—2015年)。这一时期国内围绕产业扶贫的研究成果出现“井喷式”增长态势,且围绕产业扶贫的理论研究也日趋成熟,但是在扶贫过程中也遇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就促使学界在这一时期深化了对产业扶贫内涵、体系、对象、策略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围绕产业扶贫周围又突现出了更多地高频关键词,并且关键词之间的连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这一时期比起前三个研究阶段而言,除了重复出现的诸如扶贫工作、扶贫资金、产业化扶贫等高频关键词之外,还新增加了扶贫对象(155次,中心度0.14)、区域发展(73次,中心度0.09)、扶贫政策(45次,中心度0.04)、旅游扶贫(41次,中心度0.01)、贫困发生率(38次,中心度0.01)等,此外精准扶贫尽管在2014年的研究文献中才出现,但是短短的两年内词频就增加到了23次,也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议题。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过去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重视扶贫政策体系的构建,将支农惠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其他各项产业扶贫举措相结合,彼此之间相互促进,加速了减贫工作的推动,以降低贫困发生率为减贫工作的指标标准,并且扶贫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由资金扶贫扩散到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旅游扶贫等)。而且,这一时期扶贫对象也发生了转移,即由过去的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帮助农村人口积极脱贫,转移到了城市扶贫,将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要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人口状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准帮扶、精确管理的“精准扶贫”模式。

表2?国内产业扶贫研究演进的四阶段(2000—2015)Tab.2 Four stagesevolu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IPA(2000-2015)

3.2产业扶贫研究的演进趋势

在分别探讨产业扶贫研究演进的四个阶段的基础上,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2000—2015年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的整体演进趋势和特点,利用CitespaceⅢ***Time Zone)功能,依据产业扶贫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突变关系来进一步挖掘产业扶贫研究的十六年演进轨迹和阶段性特色,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清晰地展现了21世纪以来我国产业扶贫研究的热点前沿主要有扶贫资金、移民扶贫、扶贫部门、智力扶贫、扶贫对象、老区建设、市扶贫办、扶贫模式、基础设施、区域发展、贫困发生率等30个突变词。

具体结合这30个突变词的时区分布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产业扶贫研究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沿着四条轨迹,其一是产业扶贫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演变为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并重;其二是产业扶贫对象由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逐步转向城市贫困人口,农村和城市扶贫两者并重;其三是产业扶贫渠道由财政资金扶持逐步扩散到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旅游扶贫等多元化方式;其四是产业扶贫思路由农村推进向城市扶贫过渡,再到协调区域发展的精准扶贫战略。

4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热点主题探讨

结合产业扶贫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信息以及经典文献的内容来看,我国产业扶贫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产业扶贫的发展历程、内涵与理论基础、模式与机制、现实困境与对策,以及经济效应等五块内容。

4.1产业扶贫的发展历程研究

“产业扶贫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业术语,其提出的背景是在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把开发扶贫作为反贫困工作的重要抓手,并且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一时期反贫困计划的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投资和产业,因此开发式扶贫常常也被称为“产业扶贫”,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实现了国家扶贫政策从“输血”到“造血”的变迁(王某某,2015)[7]。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内产业扶贫的发展变迁主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提出(1978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到现阶段两大时期。张磊(2007)认为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变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年)、制度变革引发的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1978—1985年)、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以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00年),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2001年以来)[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才提出并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并且现有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阶段基本达成了共识,并提出扶贫开发历程的“四阶段论”,即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巩固成果的综合开发阶段(2001年—至今)。也有学者将这四个阶段进一步细分为五个阶段,即以2011年为参照点,根据新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内核精神,将2011年至今划分为以全面建设小康为目标的扶贫阶段[9]。我们认为新提出的扶贫开发的“五阶段”论更加与时俱进,体现出对30多年来扶贫工作的规律认识,并且从中也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扶贫主线: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精准扶贫。

表3?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的整体演进趋势与前沿(2000—2015)Tab.3 Overallevolution trend and frontier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IPA(2000-2015)

4.2产业扶贫的内涵与理论基础研究

国内学者对产业扶贫概念和内涵体系的深入研究是从2008年以后才开始进行的。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推进产业扶贫概念内涵研究的助力器是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新扶贫标准政.和策,以及2008年11月国务院新一届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开发扶贫”概念,从此使得开发扶贫理论研究称为学界热点。有学者指出,“开发扶贫”常常也被称为“产业扶贫”。徐翔和刘尔思指出,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产业集聚为依托、资源开发为基础,***、工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专门化服务,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经营机制,把贫困地区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统一为产业链体系,通过产业链建设来推动区域扶贫的方式[10]。尽管现有研究对产业扶贫的定义视角不同,但是从相关界定中可以明确看出,产业扶贫的主体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客体是贫困区域的人口,既包括农村贫困人口也包括城市贫困人口;扶贫手段是依靠技术、资金、文化等各种资源,目标是为了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升贫困群体的生产和生活能力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扶贫内涵要素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在产业扶贫国内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一方面主要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的经济学经典反贫困理论,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计因果论”以及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及保罗·罗丹的“平衡增长理论”,尤其是后三种理论对中国产业扶贫实践的指导意义较大。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深入分析了生产方式对造成贫困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贫困的根源在于低下的生产力方式和实际能力的缺乏造成的;冈纳·缪尔达尔则从“循环累计因果论”的视角提出导致贫困地区贫困加剧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低收入状况;保罗·罗丹则提出了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主导方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来促进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西方政治学视角的参与式治理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社会互构论视角出发,提出在中国情境下产业扶贫需要实现龙头企业、政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贫困农户等主体之间的多元良性互动[11]。除了应用国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产业扶贫问题以外,另一方面,国内有些学者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扶贫开发思想,评述了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扶贫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当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贫困地区的实践工作指导,以创新的思维和“精准”的理念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所需的新理论,为国内学者研究产业扶贫相关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12]。

4.3产业扶贫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现有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基于理论和实践研究提出了产业扶贫的诸多模式,概括起来有: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农户多方参与治理模式、资源产业扶贫模式、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特色旅游产业扶贫模式、跨区域联合体发展模式、互联网复合治理模式、移民搬迁进程进园模式等。具体地,刘宇翔阐释了农民合作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行融合,也就是说产业扶贫要实现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理念,扶贫过程要做到精细和准确,这样才能解决以往扶贫过程中效率低下、扶贫处于“表面化”、“碎片化”等现象。

第二,加快推进产业扶贫的本土化特色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尽量杜绝对国外现有理论的照搬照抄,而应该结合中国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产业扶贫理论,并应用于现实实践;另一方面,深入调研不同区域贫困成因及其治理机制,通过不断深入对比分析,以提炼出适用于大多数贫困地区的扶贫模式,并提升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此外,针对产业扶贫实践研究应该从农村和城市“双管齐下”,厘清影响农村和城市区域贫困的内因,结合区域的特征,因地制宜地提出解决对策。

第三,鼓励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协同。一方面,要尽可能吸纳除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多元化视角对现有理论进行整合,以更好地应用于产业扶贫实践的研究;另一方面,结合已有成熟理论,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理论框架,并对已有理论进行创新,科学地实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的交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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