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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诉讼权利
辩护权作为受到刑事指控之人在被刑事追诉过程中保护自身权利的一道重要屏障,无论是被指控之人自行行使辩护权抑或通过委托律师的方式行使辩护权,都是其与公权力制衡与博弈过程中捍卫自身诉讼权利和基本人权的重要途径。辩护权既是受到刑事指控之人的一种
防御权,也是保障权,这两种权利性质不可分割且相伴相生。同时,辩护权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体现之一,其发展亦是随着人权发展而不断扩张并完善。有学者言,“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从诉讼程序上来说,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后而参加刑事诉讼程序中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其中包括对被委托人即刑事追诉人本身权利的延伸,包括辩护律师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享有的,以及其履行辩护人职责而享有的一些法定权利。主要包括辩护律师的实有权利,如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收受诉讼文书送达权;参加法庭调查和辩护权;拒绝辩护权等。以及辩护律师的应有权利,如会见、通讯应当具有秘密性、不受打扰性、不受监听性;言论豁免权;在场权等等。在较多西欧国家中,“法院或者其他司法机关以侵犯刑事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之间的通信自由而获得的材料都被法律所明确禁止,并不得用作对被告定罪量刑的证据。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在对辩护权利的内涵及来源界定上,指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应当
享有的权利包括:会见权,开示逮捕理由请求权,对逮捕、扣押等裁定的准抗告权,对限
制会见以及扣押处分等的准抗告权,证据保全请求权,辩护人的讯问在场权。同时指出,对于被告人的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在权利对待上不应当加以区分,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亦应当赋予其在嫌疑人受到讯问时的在场权。其言之,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对犯罪嫌疑人与辩护人会见权的保障,而且需要辩护人在讯问时在场权的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说,辩护人的权限分为代理被告人诉讼行为的权限(代理权),以及与代理无关的权限(固有权)。而固有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只有辩护人才具有的权利,此种被称之为狭义的固有权,如会面权、查阅摘抄诉讼文书及提出书证权、鉴定时的在场权、上诉审的辩论权等等;二是辩护人与被告人重复的权利,例如搜查查封执行时的在场权、第一审的最后陈述权、对共同被告人的质问权。而代理权包括三种情况下的权利形态,一是概括性的代理权,即只要辩护人不与被告人的意思相违背,就可以代理被告人可实施所有诉讼行为之权利。二是独立代理权,即即便违背了被告人的明示意思表示也可以进行相应代理活动的权利。例如,对逮捕理由的开示请求权、对逮捕进行撤销或保释请求权、证据保全请求权、变更开庭日期请求权、调取证据请求权、申请复议权,等等。三是虽然不构成对本人明确意思的违反,但违反了默认的意思表示,即只要没有被告人的明确意思表示就不能代理的权利,例如申请回避权、提起上诉权,等等。
我国学者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归结为本原权利和派生权利之关系,
辩护权是受刑事指控之人以及辩护人针对所受指控进行主动防御,从而维护自身实体权益
或者程序利益的诉讼权利。被指控人拥有的辩护权属于本原或本体权利,而辩护人拥有的
辩护权则是由被指控人拥有的辩护权而引发的次生权利,可称为派生权利。派生权利乃为
落实和增强本原权利而设,不可非但无益反损于本原权利。
综合以上对辩护权来源及内涵的不同观点阐述,虽表述各异,但内涵无异,即辩护权
是一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体中所延伸的诉讼权利,因这种权利的来源及连结方式不
同而可以分为固有权及代理权。在被追诉人的权利丧失之后仍未消灭的,系固有权。而辩
护人的权利随着被追诉人权利的消灭而灭失的,则为代理权。代理权是基于辩护人与被追
诉人形成代理关系后而自动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能够保障整个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一
种传来性权利,即申请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要求变更开庭日期
的权利、上诉权、申诉权、控告权等。而作为被追诉人固有的天然性权利并因辩护人参与
到刑事诉讼程序中而享有的权利,又可以分为辩护人所单独享有的在场权、拒绝辩护权、
豁免权,以及辩护人与被告人所共同享有的案件情况知悉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
提出意见权、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量”问题。“数量”达不到,“全覆盖”就做不到;其二,还需要律师懂刑事辩护、会刑事辩护、善于并敢于刑事辩护,这涉及的是刑事辩护的 “质量”问题。第三,积极协调、营造有利于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司法和社会环境。刑事诉讼涉及到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律师辩护全覆盖势必涉及这些机关和相关诉讼活动。同时,还涉及到不直接参与刑事诉讼但与刑事辩护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关的政府有关部门。第四,应当重视值班律师在律师辩护全覆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值班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从立法上看,我国现在的值班律师名为“值班律师”实则为辩护律师。因为刑事诉讼法赋予值班律师的职责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委托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责并无本质区别,实际上就是让“值班律师”干“辩护律师”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何称其为“值班律师”而不是“辩护律师”?鉴于以上,应当尽快解决值班律师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中的地位问题。首先,要保障值班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其次,要保障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再次,要保障值班律师就案件有关问题向办案机关包括法院提出意见的权利。还可以有条件地尝试值班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只有以上几个方面能够做到,才可以将值班律师当作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组成部分。当然,最终还要解决值班律师的 “名分”问题。既然实际上已经赋予其辩护职责,就应当使其名实相副,成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与委托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相并列的第三支刑事辩护力量。
陈瑞华指出,四十年来,我国辩护律师从最初参与法庭上的辩护到后来从事审判前阶段的辩护,大大延伸了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的阶段和空间。这种制度发展既可以保障辩护律师在更早的阶段为法庭辩护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法庭辩护的有效性,也可以在嫌疑人的利益面临危险之时,确保辩护律师成为一种基本的制衡力量,作为一种“反对方”,对抗侦查机关、批捕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追诉活动,不同程度地防止这些机关滥用追诉权力,并对已经出现的违法行为寻求司法救济。应当说,辩护律师从法庭辩护向审判前辩护的格局变化,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也可以发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现实效果。
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存在着前面所分析的五个基本脉络。在这五个方面,辩护制度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步,但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和深入改革的问题。与整个法律制度一样,刑事辩护制度也属于一种“生命有机体”,只有在适当的体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正如一种植物需要适当的土壤、水分、养料、空气等前提条件下才能生存,也才能得到成长。而在这一制度的成长过程中,外部因素惟有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推动制度成长的作用。目前,对刑事辩护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外部因素有三个: 一是对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借鉴和移植; 二是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三是法学界和法律界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但是,没有一个达到足够数量并具有专业精神的律师队伍,设计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推行; 没有一个在整体框架结构上符合司法规律的刑事诉讼程序,辩护制度发生作用的空间就有了固有的限度; 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安排,律师辩护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实现。在观察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时,应当冷静地思考上述问题,找出阻碍这一制度变革的内部因素,分析其发生阻碍作用的原因。否则,律师辩护空间的拓展,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范围的扩大,以及律师辩护手段的增加,都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律师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律师辩护流于形式,因而增加律师与司法机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要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主要评价标准应当是律师能够为委托人提供更为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的权利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辩护律师的执业安全也得到妥善的保障。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律师职业定位和律师职业伦理所作的调整,可谓是一种“质”的飞跃。但在辩护律师的参与范围、参与空间、参与阶段等方面,我国法律只是作出了“量”的积累,还有待于发生“质”的提升。这可能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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