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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监督者的不作为行为往往导致严重后果，而对于这种不作为行为的界定和惩罚却存在一定的困惑。本文将围绕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的思路。

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原因之一是在划定注意义务范围时未充分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监督者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将法律对于其所能承担的风险范围予以合理界定，以避免过于严苛的注意义务要求。同时，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还与不作为犯论与过失犯论的不同侧重点有关。不作为犯论强调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而过失犯论则更加注重过失实行行为的认定。

然而，仅从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出发予以限制的处理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遵循修正旧过失论思路，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这种修正旧过失论的思路将有助于更准确地界定监督过失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明确的判断依据。

具体而言，认定过失实行行为时，我们应该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与违反外部监督义务的情况。只有当监督者具备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的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通过这样的认定规则，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监督过失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讨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问题，并提出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的思路。通过对监督者的注意义务范围进行充分考虑，并区分不同情况下的过失实行行为，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判断监督过失行为的性质和应受到的处罚。这将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监督过失的处理更加公正合理。二、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

监督过失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犯罪形态，其处罚边界的丧失主要源于划定注意义务范围时未充分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使得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同时，不作为犯论与过失犯论在侧重点上存在不同，强调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本部分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首先，注意义务范围划定不充分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是导致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司法实践中，监督者的注意义务被要求覆盖的范围往往过于广泛，包括了所有可能引发危险的情况。这种过于严苛的注意义务要求使得监督者很难在实践中做到完全的尽职尽责，因为监督者无法预测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因此，划定注意义务范围时应更加充分地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即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界限来确定监督者的注意义务范围，避免过于苛刻的要求。

其次，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也是导致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往往要求非常高，即要求监督者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危险的发生。这种严苛的要求使得即使监督者已经尽力尽责，但仍可能因一时的疏忽或其他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事故发生。这种情况下，监督者往往会被判定为过失犯罪，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故意或恶意造成危险的发生。因此，对于注意义务的要求应更加合理和实际，充分考虑到监督者的能力和实际情况，避免过度追求完美而导致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

此外，不作为犯论与过失犯论在侧重点上存在不同。不作为犯论更加强调监督者的不作为行为，即监督者明知危险存在却故意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危险的发生。而过失犯论则更加注重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即监督者在履行注意义务时出现疏忽或错误。这两种观点虽然在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监督过失是一种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因此，在监督过失的认定中，应综合考虑这两种观点，既重视监督者的不作为行为，又兼顾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以实现对监督过失的全面认定。

综上所述，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主要源于划定注意义务范围时未充分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使得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此外，不作为犯论与过失犯论在侧重点上存在不同，强调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遵循修正旧过失论思路，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具体而言，应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与违反外部监督义务三种情况，并仅当监督者具有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这样的认定规则将更加合理和实际，有助于解决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问题。三、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

A.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处理路径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监督过失的处理路径主要是从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出发予以限制。然而，这种处理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从保证人地位的角度出发，要求监督者必须完全履行其监督义务，否则就构成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然而，这种要求过于严苛，容易使得监督者陷入过度谨慎的境地。监督者在面临多样复杂的情况时，往往难以确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得到预防，因此对其进行过度要求可能会导致监督者过于保守，甚至影响到其正常履职。

其次，从作为可能性的角度出发，要求监督者必须具备阻止危险状态发生的能力。然而，监督者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资源有限、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其无法做到完全阻止危险状态的发生。因此，仅仅从作为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来限制监督者的责任，可能会忽略了监督者本身的能力和资源限制，从而导致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惩罚。

B. 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的限制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监督过失的处理路径主要是从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出发予以限制。从保证人地位的角度出发，监督者被要求履行其监督义务，否则就构成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从作为可能性的角度出发，监督者被要求具备阻止危险状态发生的能力。然而，这种处理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从保证人地位的角度出发，要求监督者必须完全履行其监督义务，否则就构成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然而，这种要求过于严苛，容易使得监督者陷入过度谨慎的境地。监督者在面临多样复杂的情况时，往往难以确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得到预防，因此对其进行过度要求可能会导致监督者过于保守，甚至影响到其正常履职。

其次，从作为可能性的角度出发，要求监督者必须具备阻止危险状态发生的能力。然而，监督者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资源有限、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其无法做到完全阻止危险状态的发生。因此，仅仅从作为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来限制监督者的责任，可能会忽略了监督者本身的能力和资源限制，从而导致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惩罚。

综上所述，当前对监督过失的处理路径主要是从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出发予以限制。然而，这种处理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更加合理的处理路径来认定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四、修正旧过失论思路的提出

A. 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

在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的处罚边界丧失主要是因为注意义务范围的划定未充分考虑到“法所容许的风险”，导致对注意义务的要求过于严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

过失实行行为是指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责的过程中，由于疏忽、不慎或错误判断等原因，导致危险状态的创出或扩大。因此，将过失实行行为作为监督过失认定的核心，能够更准确地判断监督者是否存在过失和犯罪责任。

B. 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

为了准确认定过失实行行为，需要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与违反外部监督义务三种情况。

1. 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

当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责时，由于未能及时发现或警示危险状况，导致危险状况的创出，从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况，应认定为过失实行行为。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应当涵盖对危险状况的发现和警示。

2. 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

当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责时，由于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危险状态的扩大，导致危险状态进一步恶化或对他人造成更大的损害的情况，应认定为过失实行行为。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应当涵盖对危险状态的阻止和控制。

3. 区分违反外部监督义务的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监督者可能存在违反外部监督义务的行为，即未能履行对他人的监督职责，导致他人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应当涵盖对他人的监督和保护。

仅当监督者具有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这样的限制能够确保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责时既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又不致过于苛责。

修正旧过失论思路的提出，能够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处罚边界丧失的问题。通过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能够准确判断监督者是否存在过失和犯罪责任，从而更公正地进行处罚和裁判。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推行修正旧过失论思路，以确保监督过失的认定能够更加准确和公正。五、过失实行行为的认定规则

在监督过失中，为了准确认定过失实行行为，需要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以及违反外部监督义务三种情况。同时，仅当监督者具有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

首先，对于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况创出”，指的是监督者的过失行为直接导致了危险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未能履行对被监督对象的监督义务，或者未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导致了危险情况的出现。例如，监督者监管药品生产企业时，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检查和监督，导致药品安全问题的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监督者的过失实行行为应被认定为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违反监督义务导致的“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指的是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使得本来已经存在的危险状态进一步扩大或者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危险状态的扩大。例如，监督者在发现企业存在安全隐患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事故发生后危害扩大。针对这种情况，监督者的过失实行行为也应被认定为刑事责任。

最后，对于违反外部监督义务的情况，指的是监督者未能履行对其他机构或个人的监督义务，导致了危险的发生或者危险状态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未能对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发现和制止，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或者危险状态的扩大。例如，监督者未能对违法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和处理，导致犯罪行为继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监督者的过失实行行为同样应被认定为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仅当监督者具有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这是因为监督者在履行监督职责时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和资源支持，否则即使其存在过失，也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监督者的实质权限包括合法的权力和必要的资源，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监督者的过失实行行为才应被认定为刑事责任。

因此，在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时，应区分以上三种情况，并确保监督者具备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这样的认定规则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监督过失的实质，避免过度严苛的注意义务要求，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效解决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问题。六、结论

本文围绕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的修正旧过失论思路。通过对监督者的注意义务范围划定不充分考虑“法所容许的风险”以及注意义务要求过于严苛等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认识到了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丧失根源所在。此外，我们也指出了不作为犯论与过失犯论的不同侧重点，强调了监督过失的不作为犯性。

然而，我们认为从保证人地位及作为可能性出发予以限制的处理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我们主张应遵循修正旧过失论思路，以过失实行行为为核心来构建监督过失的认定规则。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了认定过失实行行为时应区分违反监督义务导致“危险状况创出”、违反监督义务导致“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与违反外部监督义务三种情况的建议。

最后，我们强调了仅当监督者具有妥善履职所需的实质权限时，其监督义务违反才属于满足正犯性要求的、刑事可罚的过失实行行为。这一认定规则的提出有助于明确监督过失的界限，避免过于严苛的注意义务要求。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处罚边界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促进司法实践的规范化和公正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该认定规则的具体实施细节，并对不同情况下的监督过失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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