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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经症人格偏执性焦虑的一种视角
理论基础
拉康的三界理论
关于意志的临床认识:奥托兰克
奥托兰克首次将意志的概念引入了心理治疗的领域。在奥拓兰克的临床认识中,意志始终是临床心理治疗的核心议题。在他看来,情绪状态是冲动状态的镜像——即我们想要释放冲动,但迫于各种原因,我们却试图延长或积蓄情绪。而意志则是不同的执行实体,与冲动的力量相当。“意志是一种正向、积极地效力于自我的冲动,而不是像情绪那样是一种受阻的冲动”。他将意志称为“自我冲动”。
在奥托弗兰的设想中,弗兰将早期生活的重大生命议题都视为基本意志的冲突。他说:“俄狄浦斯情结的重大意义——如果不是首要意义——是成长中的人与父母为代表的、数千年道德规范的对立意志之间的意志冲突。”“儿童必须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意义不在于让父亲活下去,不与母亲结婚,而在于知道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不是一切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兰克描述了意志的三个发展阶段:(1)对立意志——反抗别人的意志;(2):正面意志——愿意做自己必须做的事;(3)创造性意志——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
基于此种意志的发展类型,神经症性格被定义为有着被内疚纠缠着的意志及被压抑的情绪状态。
在这里,神经症性格深刻地感受到自身内部对立意志的纠缠与冲突。而大多数心理治疗的病人都会在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后感受到“更大的选择感”
黑格尔 主奴辩证法
正如霍妮所言,橡树籽总会长成橡树。所以,任务并不是创造意志,而是为意志去除障碍。
他包括对影响患者整体人生的重大决定的意志探讨,也包括对患者参与某个具体行动时的认知的改变。
并不涉及对症状本身的缓解,
决定。
正如欧文亚隆所言:“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把病人带到能够自由做出选择的境地”。
核心框架:意志
1.存在体验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预见了一种存在体验,主人公充满绝望与恐惧的感到自己是一个“非人的怪物”。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将”应该如何“”必须如何“作为自己的愿望和生活方式时,必然导向这样的结果。这种个人疏离的感受——
使得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关键,并非是“作为”人,即行动与外表符合人的标准,而是在个体主观经验上“体验”为人。确切的来讲,
这些痛苦可以表现为躯体化的症状,譬如身体部位的疼痛,抑或由于内部躯体器官收缩所导致的窒息感,无力感等等。他们也可以是焦虑而混乱的意识,继而叠加的绝望感,抑郁,自我憎恨。
但是意识内部的胡乱对抗和念头 神经症没有自我从而专注于行为中的敏感防御 他们对自我的关照点 从自身意志出发构筑自身生活 转向了对预期将要发生的羞辱和极度焦虑的提前防御 此时 个体的深层动机转向了解除或者隔离他人攻击的需要 避免他人威胁自身最基本的安全感
2.偏执焦虑的意识内容——大他者的纠缠
在这里引入现象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意向性的通俗概念,考察神经症患者的意识内容,并明确神经症患者的知觉的现实世界又是如何被这种无法逃脱的意识结构所构筑。如果排除神经症患者自省的时刻,观察他们将要或正在身处某个社会情境时,以及其对自身身处某个社会情境的想象,我们会发现,意识(或潜意识)内容的实质或者氛围,被个体所处的环境全然地影响。它不是感到自身在依据某种热情与动力,专注或享受于自己所属的环境,事物,感觉本身。
简单来说,意识的核心,总是以他者或环境作为世界的核心,占据一个主动,支配,有影响力的位置,而主体则处在一个惶然的适应者的角色。如果这一意识内容没有被意识化,那么他们就被作为一种身体感觉,以焦虑,惊恐等等形式表现出来。他者的存在占据了知觉的内容,并且被无限的放大。
如何理解这里的大他者概念?我们也许可以从对齐泽克的一则笑话的解析窥见一二:一名男子坚信自己是稻穗,于是被带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经过几年治疗,男子终于相信自己不是稻穗而是个人,于是他出院了。可是没过几分钟,他就跑了回来,神情慌张。医生问他:“你怎么了?”病人说,“门外有一只母鸡,我怕她把我吃了!”医生说:“你不是很清楚你不是稻穗而是人吗?”病人说:“我当然知道,可是鸡知道吗?”在这则笑话中,病人的日常经验所关注的重点,是对”鸡是怎样想的“的想象。诸如此类的想象,构筑了他知觉的现实世界的核心。通过这则笑话,齐泽克意在指出他者经验在神经症患者意识构筑中的关键性。尽管病人从独处的日常反思中,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稻穗,并且这一认知在医生这里得到了确认,但关键的核心在于,这种自我认知属于想象界的维度,即在病人的想象的自我认知中的维度。这一维度也对应着霍尼所称的理想自我的概念,而神经症式的理想自我的构建终究会在与现实世界的照面中受到挫败。所以当病人不得不面对一只鸡时,病人仍然受到“在它那里,我还是一个稻穗”这种偏执性焦虑的困扰。这种偏执性的焦虑反应着病人意识状态的一个根本矛盾与冲突,即在病人所处的象征秩序之中,这个自我是没有被”编制“或者所”认可“。这也是大多数心理治疗的困境所在——病人在与心理治疗师的关系中收获了良性的自我体验与感受,但却仍然无法将其作为意识经验的核心被把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
作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这里的鸡就是大他者所占据的位置。简化地讲,就是病人所生活的象征秩序的某种法的实体。它可以是具象化的“父母”的期待与意志,或者,是作为一个体制下成员的“身份”。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他是患者试图对抗的某种纠缠不清的模糊的内容。
对于这种存在处境,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其有过类似的描述,他将其称为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的一种形式。福柯称,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是一种景观暴力,而是作为一种凝视与规范化将人编织入无形的网络中。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得到的评判不再基于我们自身行为的得失,而是与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一个人必须随时关注自己的行为以及个性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规训并非对“非法行为”加以惩罚,而是度量个体的“性质”,从而建构并使个体内化其“身份”。这就导致了一种偏执的焦虑,即“个体不断将自己的行为和本性与被感觉或者被假定的无形规范相比照。然而,由于定义规范的群体是不断变化的,很难被理解,也不容易被认识,因此我们始终无法驻足于一种稳固的认知,即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由于只有能够对所有人加以监督的权威才了解何为共同标准,我们就被滞留在了一种焦虑状态之中。我们想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足够正常或是恰恰相反。我们开始质询我们的自我,探究他们是否属于可接受的常态。这样一种权力,它希望将我们的存在定义为对他人具有潜在的负作用(无法达到规范),强加于我们规范化的欲望。并以此为手段,使人们服从,更努力工作,更有用。
在这种处境中,人无法将自身作为经验世界中心,正如对拉康所言的一种庸俗化的理解,“不是人凝视物,而是物凝视人。”他们感到自身被迫且不得不适应着,或焦虑着环境对其模糊无言的要求。一方面,他是一种极度挣扎的感觉,揭示了患者内部的剧烈矛盾——他感到自身无力适应某种糟糕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想要远离却又似乎无法挣脱其束缚。对于这种存在体验,卡夫卡在其著作《城堡》中已有详尽的描绘。主人公从一个情境之中惶然地奔向另一个情境,焦虑,胆怯,试图得到某种最终地认可。
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霍尼写道:“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已经有过性关系,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是患有神经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四十年前,这种犯罪感会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与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由于外界环境的缘故,或者那些情感彼此冲突,或者受到心里高度珍视的诸如道德或伦理价值的影响,与事件相关联的这些感情得不到充分释放的,事件就是致病性的。真正的感觉无法被制造出来,也无法被扼杀。除了生病这种沉默的,百年来都没人理解的身体语言外,没有其他的发生方式了。
大多数时候,神经症患者对于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认知是混乱不堪的。一方面,他受其原本生活所包含的象征秩序所影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形成对于生活的属己的一个预先的姿态。
一个真正地社会从来都是多元化的。普朗克“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使它的反对者信服以及使他们领悟而获得胜利的,而是由于他它的反对者最终去世了,熟悉新观点的新的一代成长了起来。”
需要令患者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他所理解的自己所属的群体,被迫适应但又必须逃离的某种“群体“并不存在。新的社会归属与认同是改变发生的核心所在。一种认知的领悟或许对于患者而言是有裨益的
一个正确的看待社会生活的视角是大有裨益的。我们需要使患者意识到,每一个参与社会生活的他者都带着带着自身的生活制度参与其中。你被他划分在某种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建制之内。你惶然地把上司地批评内化在心中,却不知道他心目中想的仅仅是怎么可以和你上床。你为与某个老师地冲突所困扰,却并不知道他只是将你作为他幼稚理念地一个实验品,等等,等等。简单来说,在他人的视角里,你的存在仅仅是他者生活游戏的一个对象。每个人对你所做,言说,施加的影响,都是通过某种形式将你安全地纳入其生活游戏地控制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细节问题。即对自身生存游戏的掌控感与自信心。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他人感情的缩写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夸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漠不关心。
“叔本华写道,人生中一半的担心和焦虑来自于总是考虑别人的看法——我们必须拔掉这跟肉中刺。”《直视骄阳》110而所谓的对别人的看法,也往往只是我们头脑中以为的别人的看法,这不过是一种幻觉,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改变。
你不是来社交,不是来闲聊,不是消除攻击性的。
正如拉康所言,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甚至”大他者不存在“。回溯西方哲学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从尼采宣称”上帝已死“后,权力意志取代了上帝位置的实体。但是正如伏尔泰所说,即使上帝不存在,也应该创造一个出来 《伏尔泰经典文存》李某某 【M】XX XX大学出版社 2006 309
在儿童的体验中,母亲占据了最初大他者的地位。后来,父亲占据了母亲的位置。社会要求,或领导,舆论,体制。占据了父亲的地位。最终,我们可以通俗的得到一个领悟 他能够在对生活有基本掌控感下,创造其所属的生活圈子与人际关系。
齐泽克认为,主体化就是让我们自身服从语言和象征秩序之剩余的过程。一方面,象征秩序或大他者,先于我们并通过我们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不朽,希望,归属,关联,意义,秩序,稳定,而象征秩序将这些事物锚定在某个位置,譬如家乡,地位,财产,知识,原生关系,文化秩序等等。而象征秩序自身的割裂,不完整和残缺,为真正的主体,即自我,展开了存在的空间。选取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讲,在被迫提供的象征秩序中,人承担了牺牲品的角色,譬如被权力关系所代替的人际关系,社会建构本身的不合理等等,使得人根本性地丧失了对于象征秩序的认同。于是,出于存在的焦虑,重新整合象征元素,为其赋予意义的叙述方式便取决于我们自身。例如,我们会否认血缘之为永恒链接的意义,加入新的宗教信仰等等。“以一种个体的方式来整合象征界元素的能力,并且,这恰恰是由齐泽克所谓的”自我“他所定义的”叙事重点的中心“完成的。
具体行动中的认知改变
是什么阻碍了患者投身于某项具体的行动?在我的观察中,许多神经症患者在准备去参与某个特定的情境(或某个行动)时,往往被模糊的无力感所困扰。这种无力感由潜在的或者可察觉的焦虑所引发,而这些焦虑的背后,则是患者对情境有可能涉及的一切潜在的人际互动的想象。这种想象被命名为“想象性的灾难”。仅仅陪伴患者一同行动,或鼓励患者参与并完成这些行动是无效的,不安的焦虑可能会慢慢因对环境的适应或投入的事物而转移了注意力。最常见的结果是,患者往往在第二天依然遭受不安想象的困扰,这种循环往复继而会引发患者的抑郁情绪。霍妮将其称之为“怕遭人反感的恐惧”。这些想象来源于患者本身在过去情境中的焦虑感受,是患者感到自身疲于应对他者时所展示出的防御性的自我面具或自我姿态。以霍妮的话而言:“引起怕遭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与隐藏在这面孔背后的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总而言之,令患者感到痛苦的,是患者在情境中所感受到的防御性的自我。患者想要借由这一面具所防御和隐藏的,是一切被称之为“攻击性”这一心理术语的总和。对展示自身攻击性的压抑的原因,来源于对潜在报复与羞辱的恐惧。也来源于患者对环境中敌意的觉察与试图解除敌意的意图。如果以惯常的“受害者”视角,患者往往无法认清自己在环境中所感受到的巨大敌意的来源。也许他能够理解在过去的生活中,他者直接的敌意,羞辱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他也能够认识到自身对环境的反应性敌意这一自身攻击性的维度是健康且合理的,但这种敌意的对抗往往会使得患者觉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就像一个充满敌意的战场,这种对缺乏心理空气的生活环境只会导致抑郁与失望。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个体过去所处环境中的直接性的敌意,选择增强自我力量感的对抗与反击是唯一合理的。关键在于,这些攻击性的,自我保护的意志往往受到外界强大意志的压抑,从而导致了之后一系列的防御机制的产生。
这里需要引入克莱因关于投射认同的概念,这一概念旨在帮助患者以毫无内疚感的姿态接纳并理解自身的攻击性。投射认同指的是,个体对于一段经验,不认为它存在于自己内部,而是感到异样刺眼地存在于他人身上,成为被高度关注且努力控制的对象。借用黑塞的话来讲:“如果你憎恨某人,你必定憎恨他身上属于你自己的某部分。与我们自身无关的部分不会烦扰我们”。通过投射认同,患者将自身不愿接纳的攻击冲动与自体的一部分(坏自体)驱逐到环境之中,并通过无意识的认同与之保持某种联系,并加以控制。例如,某些人会对于某种特定的苦难有着强烈的共鸣并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减轻别人的苦难。或者,有些人会坚持某种虚假的理想自我的道德姿态,从而认为以愤怒的姿态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不可以接受的。如何借助这一概念来帮助神经症患者达成真正的理解?荣格曾某某,理解自身的阴暗,是对付他人阴暗面的最好方法。通过这种共情的姿态,我们感受到并理解了对方在羞辱与评判他人时的快感,或者感受到对方的防御性动作背后的焦虑与不安。
从消极的定义来讲,尼采的一句话是对于这种认知方式的恰当的阐释: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
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曾经指出一点,就是神经症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犯罪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和羞耻感。
与认知的领悟
认知一: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是正确无疑的。
认知二:他者的言行举止与我是什么毫无关系。
认知三:对于明显的冒犯,我会予以反击,并且不担心可能遭受的攻击性。
基于领悟的决定
通过上述论述,我想得出的一点结论是,
在这里,强迫性行为的性质引发了我的关注。他们依据内在的某种要求被鞭策着去行动,并且发现违背强迫性的命令异常困难。他们看起来积极且坚强,无时无刻拥有着一股忙碌感与目标感。
在后文,我将这种这样的一种规训权力,包括构建神经症患者意识核心的内容,称之为:他者的意志。
3.意志
意志的概念。在本文的讨论语境下,尼采对意志的定义给了我诸多启发。在《权力意志》中,他把“意志”等同于权力和命令:“意志就是发号施令;意志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思想”。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写道:“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对于神经症患者知觉的现象学重建,本文也将采取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它不是一种科学的现象学视角下的认知,但是在本文的语境下是充满关切且具有意义的。
不按照常规的方式行动,在行动中获得新的认知模式,使人延伸到自身之外。
改变的维度
人际关系 生活环境 工作环境 自我认知 自我生活情境的想象
其实,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并不困难,本文涉及的是在意志与行动中对自身形象的建立
自我形象 欲望的转向
任何促进自我的认知都可以清除这些意识内容 使得人能够非逃离和焦虑的状态地专注于自身生活
他者
有时候病人看似没有动力追求自己的意志和目标,没有办法在重要的选择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原因往往并非是他在哲学或体验层面所宣称的”无意义感“。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无力依凭自己的意志行动,实则是为了满足另外另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深藏在潜意识之中,且与其在表面上宣称的需要并不相同。
引 痛苦/绝望的生活
混乱 无力 的挣扎与归因 失败的尝试 无法进入的生活
寻找安全 焦虑与时间 审判与地狱的边缘
隐隐约约的结局 微弱的对另一种可能性的赌注 或直接的绝望
道德与生存 他人审判的内化与生存的恐惧 内疚感的转向与生存的承担
进入生活 自我的转向 关注点的转移:意义的创造 属己所有
通常,当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化到一定程度,往往感到生活是外加的,是一个固定的不得不遵从的结构,而不是一张由个人编织的,可以有不同构造方式的网。
存在主义
客体关系学派与自体心理学对人之为人的探讨
只有当自己以真实自我的姿态从事一切生活与交往,并且欣赏自己的行为方式,而非向他人展示自身时,人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
神经症性格的痛苦体验
意志
我可以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可以进食,却无法产生食欲;顺从,但不是谦逊;小心谨慎,但不是美德;一意孤行或虚张声势,但不是勇气;好色,但不是爱;怜悯,却没有同情;祝贺,却没有钦佩;虔诚,却没有信仰;阅读,却没有理解。
愿望
失去愿望的能力或不能体验自己的愿望。
感受
感受是愿望的前提。萨特在《理性时代》描写了一个因不能触及自己感受而没有行动,也没有愿望的人。“有什么东西在存在的门槛外,是怯生生的愤怒的萌芽。终于!但是它渐渐缩小。枯萎,把他抛给了孤独......”。
“假如某一天或某个夜晚,一个恶魔闯入你最深的孤寂中,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你将再过一遍,并且会无限次地再次经历它,且毫无新意。你的生活中的每种痛苦、欢乐、思想、叹息,以及一切无可言说、或大或小的事情皆会在你身上重现,会以同样的顺序重现,同样会出现此刻树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同样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自己。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和它一样,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你听了这恶魔的话,是否会自己摔倒在地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口出狂言的恶魔呢?或者,你在以前曾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刻——那时你这样回答恶魔说:‘神明,我从未听见过比这更神圣的话呢!’倘若这思想压倒了你,它就会改变你,说不定会把你碾得粉碎。‘你是否还想再来一遍,并无数次地再来一遍?’这一所有人的问题,这一万物的问题,作为最重的重担置放在你们的行为中!或者,你将如何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形成的游戏规范,这种规范又会被权力关系所打破;存在的是我选择遵守法律,因为我对代价的进行了衡量,我发觉我的某些“违法的行为”会招致合法暴力对我的伤害。存在的是以生存利益和权力分配为准则的社会规则的游戏,而我选择远离此种游戏漩涡的生存方式。
疯狂
这个黑夜作为自然内在本性的虚无,它在变幻万象的世界中纯粹自我存在着,万事万物围绕着它,它们像白色的幽灵时而吐出血盆大口,时而倏忽即逝。一旦人们穿越可怕的暗夜而寻求人类的本性,他们所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观。
被给定的象征秩序,抛开其普遍的意义,即作为一种语言而永远遮盖实在界的存在这一维度,是一种私人性的事物
意义与生活
参与生活的欲望一直存在于人的心中。
人格及其改变——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维度
两种灾难 大型改变中的灾难
产生影响力的领悟
改变没有危险。 很多人不能为改变或者行为作出关键性的决定 是因为他们常常会感到 某种行为或者改变发生,就会有某种灾难性的实践降临到他们身上。
附:象征秩序与意识形态
最重要的是没有内疚感地运用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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