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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1938年的历史危机时刻，在写给自己的犹太朋友肖勒姆的书信中（1938 年 6 月 12 日，巴黎），本雅明首先援引了卡夫卡的朋友勃罗德的观点，认为卡夫卡和布伯一脉相承，这就像在网里捕蝴蝶，其实翩翩飞舞的蝴蝶在网里投下的只是影子。把卡夫卡与布伯相关联，无疑还因为布伯是老庄与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卡夫卡的中国动机无疑深受布伯影响，蝴蝶的比喻甚至也与庄子的蝴蝶梦相关。

本雅明把卡夫卡的写作描绘为一个椭圆式的结构，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严格管制的机器体系与弥赛亚神秘主义隐晦传统—这两个遥遥相隔的焦点上，弥赛亚救世主可能的来临给予了卡夫卡观照严酷现实的独特目光，其最新的感悟与寓意才显得如此特别。但如此的观照方式，需要我们有着犹太教神秘主义弥赛亚的回眸目光（还并非基督教与诺斯替主义）？！如果没有，又如何可能明白卡夫卡写作的寓意？本雅明继续说，卡夫卡生活在一个需要补充的世界，他的小说试图去发现这个虚无世界的某种“补充物”。

本雅明接着指出所幸还有着少许欢快的余地（der herrliche Spielraum），并未被灾祸波及，这有利于卡夫卡做出惊恐的举止。尽管卡夫卡费劲在听，但其实传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传递，世界历史处于彻底虚无主义时代，由此卡夫卡的写作只是对世界已无真理可言的“譬喻”（如同庄子在古代中国认识到时代的彻底无正义而开始卮言式写作），这也是为何卡夫卡作品中只有“谣言”和“愚蠢”这两种奇怪的遗产，只有支离破碎的智慧。

或者说，只有智慧的无用与无用的智慧。但愚蠢也非一无是处，可能那些笨拙的助手，他们勤勤恳恳工作的傻劲，如同桑某某牵引着堂吉诃德，也许有着某种奇特的辅助作用，看似无用，其实有着大用。

但这个补充物，尚未完成的补充，其辅助式的工作，不可能来自西方自身的传统。本雅明认为卡夫卡肯定了傻子帮助的必要性，比如像堂吉诃德的仆人桑某某那样的人物，而本雅明在他1934年左右研究卡夫卡却一直被后人所忽视了的笔记中指出，在卡夫卡道家化的无用论中，这个桑某某已经不是仆人，而是成为一个老庄式的道家主义者（给桑某某所戴上的这顶奇怪的“帽子”式戏法，西方没有任何学者对此有所研究！），桑某某，这个一无所用、无所作为的家伙，这个变戏法的家伙，变出了堂吉诃德，让世界得以在败坏与污泥中，还有着少许的欢乐。

这样一来，堂吉诃德不过是桑某某的木偶，自然主义或者道家无用化的“侏儒”桑某某，才是弥赛亚救赎者这个“木偶”的操作者，针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喀巴拉神秘主义传统的弥赛亚主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卡夫卡的桑某某道家化改写，将全然不同，不再只是1940年《论历史的概念》中的唯物主义木偶与神秘主义弥赛亚侏儒的彼此操纵关系。

卡夫卡与中国，中国与卡夫卡，在未完成中，相互促成，这也是相互的借鉴与启发，相互的助力与协助，相互的锤打与击碎，这将让我们更好地看到现代性的困难。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也照亮了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一方面，卡夫卡的世界最好地暗示了中国社会的处境，丧失了外在绝对超越参照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自身封闭的圆圈，一个看似可以内在无休止自转的太极图，如同万里长城“墙文化”的自我封闭性，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无论接受多少西方现代性的产品与技术，也只是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封闭而已，并没有走出自身，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人性的改善与自由的解放。一旦此资本拜物教还与现代官僚统治机器合谋，所有生命都将成为被资本征用的“多余生命”，最终导致内部的塌陷与毁灭。

另一方面，卡夫卡也认识到犹太人的外在超越，在世俗历史之外，也无法进入世界，尤其是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的想象，反过来，对于中国思想，这也是对自身思想资源的再理解，如此的自身理解，经过了变异，“无用”成为“教义”，无用的文学乃是一种新现代性重写的虚托邦想象。卡夫卡的小说就并非仅仅是少数人或小民族的“少数的文学”，而是属于所有人或无用之人的“无用的文学”！确实，卡夫卡曾经在日记中思考了《论小化文学》的特点，但其中，在“轻松性”的要求下，写出了“无用的废物”（Abfall der Unfaehigen）这个题目，也许这才是卡夫卡写作的核心秘密？无用的艺术乃是另一种切割术？另一种割礼标记？

饥饿表演，这失败了的表演，这无用的技艺与心斋之术，可能是我们穿越熙熙攘攘的广场时，唯一要停下目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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