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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A.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嬗变对社会风险感知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风险感知研究未能将媒介技术嬗变与风险传播纳入分析中，因此无法全面解释社会风险的放大过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SARF）模型成为当前解释社会风险的核心理论演绎范式。

在中国，环境风险是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公众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了解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政治信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B. 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环境感知部分的实证数据，验证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效应以及政治信任的“双路径”中介效应三大假设。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媒介使用频率是否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程度呈正向相关？相比于传统媒介使用者，以新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介使用者是否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风险感知？***，传统媒介使用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削弱其风险感知？新媒体使用是否会降低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增强其风险感知？在生态环境风险感知中，政治信任是否在传统媒介-风险感知和新媒介-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增加是否会导致政治信任水平显著降低，从而增强风险感知？

C.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环境感知部分的实证数据为支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将媒介使用频率作为自变量，环境风险感知作为因变量，政治信任作为中介变量，通过相关性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通过使用CGSS的实证数据，本研究能够提供对中国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全面理解，并为未来的环境风险沟通提供新的思路。

通过对媒介使用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及政治信任的“双路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本研究旨在拓展SARF模型在信息社会的解释力，并为未来的环境风险沟通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二、文献综述

A. 传统风险感知研究的不足之处

传统的风险感知研究通常将个体对风险的感知视为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忽视了媒介技术在风险传播和感知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研究未能将媒介技术嬗变与风险传播纳入分析中，导致对风险感知的解释力受限。因此，需要在风险感知研究中引入媒介使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以提升解释力和准确性。

B. SARF模型的理论演绎

为了弥补传统风险感知研究的不足，以媒介传播-风险感知为核心解释机制的风险的社会放大(SARF)模型成为当前的核心理论演绎范式。该模型认为媒介传播在风险感知中起到了重要的放大作用，能够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程度。SARF模型将媒介使用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媒介传播的特点和媒介使用者的特征来解释风险感知的差异。

C. 媒介使用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

媒介使用频率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程度呈正向相关。媒介的广泛使用能够通过传播环境风险相关的信息，增加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程度。同时，媒介的选择也会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相比于传统媒介使用者，以新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介使用者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风险感知。这可能是因为新媒介的特点使得环境风险信息更加丰富和多样化，进而增强了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

***，传统媒介使用能够提升城镇居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削弱其风险感知；而新媒体使用则会降低政治信任水平，从而增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认知和应对能力。

C.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验证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效应以及政治信任的“双路径”中介效应三大假设，拓展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型在信息社会的解释能力。研究结果对于加强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促进环境风险沟通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 政务”成为“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向，本研究提出的“媒介-信任-环境风险感知”机制对于未来的环境风险沟通提供了新的思路。政府和媒体可以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增强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和应对能力。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尾部最后300字内容到此结束,中间部分内容请查看底下的图片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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